在面部五官里，耳朵闪在两边，不突出，不显眼，不出声，不表情，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在想什么，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你说我听见了，我说我没听见，你查无实据；第二，你以为我没听见，其实，我耳听八方，早就把耳朵竖起，你毫无历觉；第三，中听的我则丝丝入扣，甘之如饴地听之，还不能从我耳朵上看出我爱听；第四，不中听的则不听之，任君说破嘴，有如东风射马耳，你并不知道我其实没听；第五，不得不听的，必须要听的，听烦听腻之后，干脆罢工，什么也不听，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谓闭目塞听，矇矇聩聩，就是这个意思了。

从理论上讲，耳朵的功能是听，但听什么，怎样听，听了以后又是怎样一个反应，却是很不一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问世，其中写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下放河北怀来的情况，提及有的耳朵想听她的浮夸之词而不得，表示失望；有的耳朵压根儿只听它想听的，而不听它不想听的，颇引起过来人的一些思索。

耳朵这东西，挺有意思！

现在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士，常常感叹五十年代多么多么好，很像古人总爱憧憬****时期，葛天氏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而又快乐的日子。五十年代确实有一些值得怀念的革命浪漫主义，但回忆者，通常不大提五八年这种全民膨胀得十分过头的浪漫。如果说，上一年可用“打**”三个字加以总结的话，那么这一年则是用“大跃进”三个字载入史册的。凡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倘非制造膨胀者，也必是参与膨胀者，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局外人。“**”期间有逍遥派，但大跃进却是一次无任何死角的政治运动。

回顾往事，难免嗟叹，但那一年的热火朝天，可以说是五千年历史上都少有的浪漫岁月。老实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不算十分丰沛，但这一年却是亘古未有的驰骋飞扬，达到异常发挥的程度，不但敢想，加之敢干，人之能动性超常发挥，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

那时，我已定**，已属五类，已被劳改，已不成人民一分子，这种全民的想所非想，为所欲为的热潮，似应与我无缘。但我随工程队转移工地，由河南而湖北，看到京广铁路沿线的炼铁盛况，我为那满天红的盛况，激动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哇！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一定会被地球上****的几千万只炼钢炉吓得心惊胆破。所以，别看我是化外之民，也禁不住被这如火如荼的景象所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每一只炉子，都在把好钢炼成废铁，消耗了大量能源，我才知道那自作多情的眼泪，全白搭了。

而这一年，几乎把全体中国人，都裹入了近乎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我在豫西北的深山区劳动改造，亲眼目睹那些山民们，挑灯夜战，大炼钢铁，炉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的宏伟场面。再往山巅远眺过去，尤其那些包括小脚老太太组成的穆桂英班，裹着羊肚子毛巾的老黄忠班，还有小娃娃们的罗成班，从山坳里到山巅的羊肠小道往外搬动铁矿石，那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过度泛滥的年头。

如果说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是以“反**”载入史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总人口中终占少数；而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一个把亿万人都卷进来的运动。行程一路，红火一路，尤其到了夜晚，半边天都烧得红彤彤的，炉光烛天，热焰熊熊，钢花飞舞，那份狂欢节式的热流，确如那部《红旗歌谣》里的第一首诗写的，中国大地上涌动着“喝令三山五岳让路，

我来了”的声势。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那本经***、周扬编定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也说不上。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来潮，展开这次浩浩荡荡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你给我们弄一个***出来！”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订做，命题作文，添加佐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突梯。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作诗，下班作诗，吃饭作诗，就差上厕所也要作诗了。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从《思痛录》中，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纯朴无邪的桃花源。”

在这部书的“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一章中，韦先生回忆道：“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意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韦先生哪里知道，参访者的耳朵想听的是神话，而不是真话。这些来自北京作协的参观者，他们满心希望韦先生语出惊人，那是一个吹牛皮不上税的年代，说亩产量一万斤或十万斤，哄哄耳朵开心，有何不可？可她却不肯这样做，报出来这样小儿科的产量，自然要被参观者嗤之以鼻了。

所以，耳朵的功能，是听觉，但听觉中的选择性、主观

性、抗拒性的特点，则构成了人类共同的弱点。同是一种声音，耳朵的接受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愿意听则听，不愿意听则掉头而去；即使走不开，必须听，非得听，他也会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也许，他会以“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地”的逆反心理，来个充耳不闻；也许，“有如东风射马耳”，只当你放屁，压根儿来个置之不理。

这就要谈到正题了，从这些到怀来县参观者的不满意反应上，便可了解到耳朵的功能，能做到兼听者少，而常常是偏听者多。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欢听顺耳的话，而不是逆耳的话，喜欢听爱听的话，而不是不中听的话，喜欢听希望听到的话，而不是压根不想听的话，这也是社会产生许多毛病的根源。

我一直想，上帝在伊甸园里制造亚当和夏娃时，对于面部五官的安排，是经过他慎思熟虑的。给人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只鼻子（可是有两只鼻孔），显然其用意，无论是看，是听，是嗅，都应该正面与负面兼顾，而嘴却给一张，当然是要人做到心口如一。假如给了两张嘴，一张在前，一张在后，一张说好话，一张说坏话，天下岂不大乱？但久而久之，原意尽失，耳朵、眼睛、鼻子都变得只能接受与自己有利的信息，相反，则百般排斥，千方百计地拒绝。而嘴巴呢，虽只有一张，却变成多用途，无论真话假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都能从这一张嘴里出来，上帝也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