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六月初，不粥；六月中，大渐；六月二十日，气绝身亡。

他活得比几位差不多年龄的人，都要短命些。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他享年仅五十七岁就撒手西去，这是他绝未料想到的。说老实话，中国有许多人，在其盛时、旺时、兴头上时，绝想不到会呜呼哀哉的。什么叫留有馀地，什么叫见好就收，什么叫激流勇退，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得意者忘了，无论你怎么强大，怎么厉害，怎么了不起，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强硬，太傲岸，太顺风顺势，太作威作福的张居正，终于撇下他的改革大业，和他极标致、极风流、而且极其骚情的姨太太们，独自躺在棺材里，被运回家乡安葬。

绵延十多里，纤夫近三千人的浩荡船队，朝湖北江陵进发，那威风诚不可一世，然而，这一切对死者已毫无意义。所有那些惟恐权不大，名不高，惟恐房不大，车不好，惟恐手不长，钱不多，惟恐不能像公鸡那样占有更多母鸡的争夺豪取者，多多益善者，永无满足者，绝不肯引以为戒的。

为相十年，张居正心力交瘁于改革大业，是他死亡的主因。

但是，“靡曼皓齿”，更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也为史家所公认。他之渴嗜权力，他之沉迷女色，两者的欲念几乎同样强烈。权愈重，欲愈甚，在权力场斗争得愈激烈，在女人身上发泄也愈疯狂。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为中国历代之最。张居正观赏之馀，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

“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这位七姨太，遂成为首辅的床笫新宠。

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明代好几个皇帝，都因贪色而亡。尤其正德、嘉靖以后，淫风大炽，整个社会充满着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糜费，荒淫，是普遍风气。手握重权的张居正没有理由做清教徒，虽然他也很道德文章，这种官场人格的双面性，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愈甚，**愈剧，相府后院收编的姨太太也愈多，他的过度放荡的***，使他提前走向死亡。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认为张居正的死，系由纵欲过度，药物中毒所致。另一明代大文人王世贞，也认为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结论也是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

因为妻姬众多，因为肆意**，他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张“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服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所致，此药服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的堕落，对这位政治家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的诸多败笔，略而不计。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张太岳集》，在提要里评论他：“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这种两分法，两点论，也是我们后来者，肯定他的改革在历史中的杰出地位，肯定他的功绩在历史中的伟大意义的同时，对其人格方面持保留态度的地方。

但是，历史，只记住对时代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主流和大节，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却是难能可贵的辉煌一笔。

而且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个亲眼看到自己改革取得成果的政治家？

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的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这次清查，从他上任伊始，一直查到万历八年，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推崇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这就是说张居正死后，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

出的代价。

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以“夺情”为由，不奔父丧，紧攫权力不放，从而怂恿神宗对谏臣施廷杖，打了那么多人的屁股，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独立特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但是，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他可以不在乎。可是，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他是不能不在乎的。可他太过于相信太后的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结果，他到底败在了这个年轻人手里。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推翻了。他否定了这场改革，也就等于将已经停放在棺材里的大明王朝，经张居正十年之功，好容易撬开来，得以透一口气的棺材盖，他又给钉得死死的。《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懦，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馀，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功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张居正的改革，已成过去，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自然有可供后人借鉴的地方。但他那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奋斗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