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
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他的永乐皇帝。
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画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激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
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恢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期间的***，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炊，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
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的死亡之途。用人不当，贻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炊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回转的馀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他的学生建文帝，听老师的教导，终于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么，老师要不跟着也“死社稷”的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于是，就有了《明史》上的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惟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
活着，才是一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