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女人，在**观点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望尘莫及的。因此，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嫁给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
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谅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闲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司马昭，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应付差使的；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作出拍**样子的亲密状；或像亚当夏娃似的，把衣服脱得精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你干嘛钻进我的裤衩里来呢！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他对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学习他，对山涛说：“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
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锺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锺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锺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锺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锺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锤繇位至三公，其兄锺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锺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锺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锺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会拾起锺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锺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表示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甚为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锺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没风度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
发”的后果，便是锺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锺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锺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断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临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于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作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他的后悔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教人激动的是，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先生的诗：“谁道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籍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即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