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因为自古以来的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疏离于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会基础和人际关系，像上蔡县出来的这位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势必要低。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对于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
多赌徒思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悖背做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常行径，李斯也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
他走出上蔡时，没想到会成为世界上这个顶尖强国的首相。所以，当可能的敌手韩非，出现在秦国地面上，他就以他撵兔子的那肌肉发达的腿脚，坚定地要迈过这位公子哥的障碍，并踏死他。李斯承认自己，无论在学养上，在谋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决策的运筹力度上，远不如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无耻上，下流和捣乱上，李斯做得出，韩非却干不来。这位高傲的王子，永远超凡脱俗，永远高瞻远瞩，永远扬着那思虑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六国纷争，却从不提防脚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计他的，那心怀叵测的红眼耗子李斯。
他对秦始皇说，“陛下要委韩非以重任？”
“朕早说过，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他阴险地一笑，“陛下欲并诸侯，韩国不在其中乎？”
“哪有这一说！”
他匐伏在台阶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陛下别忘了，韩非为韩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这点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断啊！”
秦始皇一皱眉头。
李斯心里想，明年的这一天，该是他老同学的祭日了。雅贵出身的韩非，想不到李斯端给他的，不是羊肉泡馍，而是一碗鸩药。五百年后，同样也是雅贵出身的陆机，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领兵为将的军人风度，陆机对部下说，“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
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求什么发展，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厕”，还情有可原，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为“厕”，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
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决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论东吴的兴衰存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举足轻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陆机到得洛阳，起初，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中学生，从历史课本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
，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陆机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王爷，谁比谁更王八蛋了。
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同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
后遇赦幸免，这就该洗手了罢。《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其实，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呆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糊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
这一回，他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丑类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了。
现在，回到五百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议了。
重新阅读这段尽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精明老道，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驾崩后，在赵高、胡亥策划的宫廷政变中，忽然成为一个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纵横捭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猝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想，也许一位伟人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曾经引用过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得到解释。
李斯在他最得意时，曾经“喟然而叹”过的，“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何谓“税驾”，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就是说，这位上蔡县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经依附的那张皮，一旦化为乌有，他这根毛就没着没落，不知伊于胡底了。而“华亭鹤”主角，就更为凄惨，他想依附的那张皮，根本就靠不住，那岂不是找死么？所以，当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臭，又将更恶臭的鲍鱼混装在辒辌车里，顶风臭三十里的时候，李斯所作的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他只有走向刑场，这时，他悟道了，为这种飘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运，值得付出一生吗？
司马迁这样写到他的结局：“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服膺捷克作家伏契克《绞索架在脖子上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和“华亭鹤”这样的典故，所寓含的时代意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