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1607—1684） 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山西太原入。他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医学著述甚多，在当时有“医圣”之名。
有一年，嘉德秋拍，傅山草书《为毓青词丈作诗》手卷，以近5000万元拍出，创他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的最高价。
近年来社会游资颇多，连大蒜、生姜，都可以囤积居奇，古人书画的收藏，自然更是生财之道。但傅山拍品较之其他名家，价格落差之大，颇出乎意外。一位行家笑我，藏家敢掏半个亿，这是相当不错的出手了。他告诉我，再早两年，***收藏过的《傅山各体书册》只售400万，日本藏家的《傅山草书杜甫五律一首》才售300万。此公无奈地耸肩，并非大家不识货，而是市场不认。他还打趣地解释，就譬如你们作家，说自己写得多么好，读者不买账，最后送到造纸厂化浆，道理是同样的。
看来，市场这只手着实厉害，你认为好的卖不出好的价钱，你认为差的却成藏家的香饽饽。此公不禁感慨，市场之上下其手，操纵涨落，其中之猫腻、内幕、搞鬼、圈套，简直就是一个***。然后他又诡秘地说，有时拍卖师一锤定音，性价比的背离，荒腔走板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也是近年来见怪不怪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炒作的年代，既然金可以炒、股可以炒、汇可以炒、房可以炒，那么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炒？艺术家、艺术品为什么不能炒？炒不炒由我，信不信由你，你愿意上当受骗，我有什么办法？
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里，没名者想出名得炒，有名者想出大名更得炒。炒，压倒一切；炒，决定一切。于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半真半假，似真似假，文坛成了一锅糊涂浆子。在这锅杂碎汤里，那些炒得甚嚣尘上的文学大师，未必就是大师，说不定有赝品、伪币之嫌疑；那些炒得即将永恒的不朽杰作，未必就是杰作，说不定有山寨、水货之可能。他认为，当下文学市场的超度萎缩，说到根子上，就是炒得过头，而失去了最起码的诚信而造成的。
一番交谈以后，我与这位其实也是炒家的朋友，分手道别。但是，想来想去，无论怎么炒，炒到天翻地覆、炒到乌烟瘴气，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无关、与艺术家本人的资质更无关。因为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是炒不掉的。到最后尘埃落定，东西还是那东西，物件还是那物件，该什么还是什么，该多少还是多少。齐白石的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到4亿巨价；随之，元朝王蒙的《稚川移居图》，也是以4亿多成交，成为新闻。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4亿的齐白石、4亿多的王蒙，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5000万的傅山10倍。因为，哄抬、造势、吹捧、鼓蛊，弄虚、作假、包装、抛光，这些在文学界屡试不爽的营销手段，在书画界、在收藏界，也是行之有效的。因为那个领域里一手数钱，一手验货，直接交易，赤裸买卖，容易滋生更多的骗子。其伎俩、其把戏、其阴谋、其花招，说不定更加王八蛋呢！
然而，市场行情的走高走低，人心世态的忽冷忽热，都无力影响中国书法史对傅山“清初第一写家”的评价。
我对于这位山西名贤十分敬仰，一直视他为中国最有风节的人。像这样高节苦行的大师，过去就不多，现在则尤其少，所以弥足珍贵。第一，他在明朝活了38年，在清朝活了40年，到79岁他仙逝的那天，始终认为自己是大明王朝之民。硬挺着熬40年政治高压岁月而不变节，即使被抬着进了北京，就是不进平则门，宁死也不为爱新觉罗的清朝效劳。第二，作为医生、作为书画家，他应该很有钱，当下中国，除奸商外，这两个职业最是“金不换”，肥得流油的美差。可是他老人家心存悲悯，为人看病多不收费，再加之清高，卖字鬻画极不肯干，放着钱不要，为此他无法不穷。可他萧然物外，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社会，宁愿在乡下住窑洞，日出而作，日入而歇，过一辈子拮据日子，着实令人钦服。第三，他27岁，妻室去世，给他留下一个儿子。白天推辆车子，带着孩子，走州过县，看病卖药；晚间秉烛夜读，钻研求知，课儿读书，琅琅不绝。数十年间，孑然一身，养儿抚孙，再未娶妇，其坚守不渝的贞一感情难能可贵，父代母职尤为感人。据秦瀛《己未词科录》载：“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能为古赋，尝卖药四方，其子眉挽车，晚憩逆旅，辄课读史、汉、庄、骚诸书，诘旦成诵乃行。祁县戴枫仲选《晋四家诗》，父子居其二。”
这样完整的人格，这样高尚
的境界，这样澄峻的品德，这样坚贞的风节，能不令人为之高山仰止吗？
应该说，一时的坚持容易，一生的坚持就难之又难了。因为坚持的对面，为动摇，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颇费周章。像傅山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变地坚持，从未动摇分毫，真是何其了得？对于今天活着的那些“名利现实主义”者，那些“权势现实主义”者来说，也许并不以为傅山的坚持，具有多大意义。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篇章，正是由这些敢于坚持，并且坚持到底的人写出来的。假如大家都贼尖贼滑地求名利，谋权势，置国家、民族、社稷、江山于不顾，视理想、远景、奋斗、追求为虚无，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人间鬼域了。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他的两句诗，“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也寓示着他的抱负。辞书上称他为忻州人，但丁宝铨为其《霜红龛集》的书序中，则说：“傅青主先生别字啬庐，学者称之为啬庐先生，山西太原人。”这位山西名儒、国学大师，赡博多才，造诣精深，凡书法、诗赋、金石、绘画、经史、音韵、佛道、医术，无所不涉，有“学海”之誉。梁启超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傅山“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所以，清朝顺、康年间，作为明末遗民的代表人物傅山，其声誉、其影响，超出山西，直逼京畿，远及江南，辐射全国。人望之高，堪称一时之盛。
他还是一个奇人，习文，习医，还习武，慷慨任侠，仗义直行。其师袁继咸为阉党陷害，傅山振臂一呼，全省生员，联袂随之赴京，散发传单，伏阙抗诉，时年31岁的傅山，曾经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领袖。明亡，参加抗清武装起义，被捕入狱，坐牢数年，“抗词不屈，绝粒九日”。经营救出狱，遂隐居不出，以居士自称。“归谢人事，坐一室，左右图书，徜徉其中。终年不出，亦不事生产，家素饶以此中落。四方贤大夫足相错于门，或遗之钱，则怫然怒，必力绝之。虽疏水不继，而啸咏自如。”（刘绍攽语）
傅山是一个奇人，习文，习医，还习武，慷慨任侠，仗义直行。图为傅山像。
西方哲人说过，鸡飞得再高，翻不出院墙；鹰飞得再低，志远在蓝天。真正的大师，自得人心；那些伪大师，不过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而已，只要一翘辫子撒手人寰，那些招摇撞骗的徒子徒孙，不是做鸟兽散，就是**鸭斗。这都是近年来历历在目的闹剧。傅山虽身居土窑，但名士臻集，从与大师来往的精英人物看，他是当时公认的思想文化界重磅人物，自无疑问。与他同声共气的顾炎武、孙奇逢、阎尔梅、李中馥都专程来到山西，与他探讨学问；与他学问相当的李因笃、阎若璩、屈大均、朱彝尊也与他友情笃密，时有往还；而朝夕奉教，切磋学艺的戴廷栻、王显祚、张天斗等辈，俱是一时人俊。他像具有强大吸力的磁场，无论是在祁县、汾阳、平定，还是太原，喜欢喝苦酒、饮苦茶的青主先生，总是不寂寞，“谈笑皆鸿儒”是肯定的，“往来无白丁”则未必了，因为四乡八邻登门求医者，则是些普通老百姓。他拒绝大清王朝，拒绝官绅世界，但并不是拘泥于一个狭隘圈子里的小我之人，却相当的平民化、大众化，或许这就是傅山大师的魅力了。
傅山的这幅草书手卷，虽然只拍出5000万，自是十分遗憾。然而，大家并不十分了然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刘绍攽《傅先生山传》里，称他“书法宗王右军，得其神似。赵秋谷推为当代第一。时人宝贵，得片纸争相购。先生亦自爱惜，不易为人写，不得已多为狂草，非所好也，唯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笔。母丧，贵官致赙，作数行谢，贵者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宝重如此”。郭《征君傅先生传》中说得更为给力，认为他“奇才绝世，酷嗜学，博极群书，时称学海。为文豪放，与时眼多不合，诗词皆慷慨苍凉之调，不作软媚语。最善临池，草楷篆隶，俱造绝顶。笔如铁画，不摹古，不逢时，随笔所至，或正或侧，或巨或细，或断或续，无不苍劲自异，画更古雅绝伦”。他的书法，在当时被视为珍品，“盈尺绵两，片字溢金”，士林名流咸以能家藏一纸傅书为荣。因为他的书法成就，并不局限于纵笔挥洒之中，而是砚池凹墨之外。他主张字如其人，字中见人，人直字正，写字即是做人的书法哲学，这种书法即人的精神，使他在书坛傲立数百年，
为人宗奉。
他的一首《作字示儿孙》五言古诗，其后之附言，可以视为他书法理论的总枢。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得赵孟《香光诗》真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明朝傅青主《霜红龛集》第四卷）
赵松雪，即赵孟，大书画家、大文学家，但也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
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的皇裔的他，居然经受不了诱惑，坚持不了节操，至正年间北上降元，为集贤直学士，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遂成为历史所不齿的变节之人。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也谈到这个话题：“先生工书，自大小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一得赵松雪香光墨迹，爱其流转圆丽，稍临之遂乱真矣！既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每觉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
董其昌称赵孟的书法，“五百年中所无”。一位数百年难得一现的书法家，为什么却不能被傅山所认同呢？
这就是文化烙印所致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凡正朔的汉民族王朝，被非汉民族武力政权推翻，在改朝换代的拉锯过程中，中国人所流的鲜血，总是最为骇人的，所付出的牺牲总是最为惨重的，人民所受到的痛苦、百姓所遭的磨难，也总是最受熬煎的。明清鼎革，宋元易代，是具有同样性质的时代背景。在这样一个血腥岁月里，做人之难，可想而知，而坚持不变，则尤其的难。所以，傅山特别反感赵孟，由“大薄其为人”，到“痛恶其书”，是可以理解的。
倡“人格即字格说”的傅山，始终不宽恕赵孟的失节行为。古稀之年作《秉烛》诗，仍以“赵厮”称赵孟，以“管卑”称赵孟之妻管仲姬。在他看来，赵孟是不该降元，也不能降元的。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跳海以后，宋虽然灭亡，但被俘关押在北京的文天祥，仍坚决不降，到公元1283年（宋亡后四年）惨遭杀害；拒绝降元被拘在北京的谢枋得，矢志不仕，到公元12**年（宋亡后十年）绝食而死。那么，12**年（宋亡后七年）赵孟就来不及地变节，跑到北京屈身事元。做着元朝的官，拿着元朝的饷，向忽必烈摇尾乞怜，傅山不禁要问，对你祖先的赵宋王朝，对刚被杀头的文天祥，和犹在绝食的谢枋得，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