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1582—16**）　明末清初诗人、政治家，江苏常熟人。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也是文坛领袖。明亡后，依附南明弘光政权，为礼部尚书。后归清，为礼部侍郎。

阑风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

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

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花外樱。

尊酒前期君莫忘，药囊吾欲傍余生。

（《吴门春仲送李生还长安》）

细雨、冷风、垂柳、骊亭，对晚境孤凄、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这一别，更不知何日得见？几天来，对特地从南京来看望他的年轻朋友，重叙契阔，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话要说，有多少的事要办啊！灯火如豆，纵论倾情，不觉天之破晓；炉中炭烬，茶凉茗淡，依然谈兴不减。昔时的宦海沉浮，诸多的罣误失落；曾经的锦绣年华，难堪的卑琐回忆。只剩下往事如烟的感触不已，浮生若梦的无限惆怅。此时此刻，阳关三叠的诗人，已无当年强求发达的政治抱负，更无驰骋官场的雄心壮志，所剩下的一点点精气神，也就只有赋几首闲诗了。

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绪阑珊，感慨万千，欲言又止，欲罢不能啊！“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那命运跌宕、家国碎落的无望前程，那岁月如磐、沧桑黍离的不堪命运，将诗人一生的颠扑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缩其中。这首诗写得精工致密、含蓄深沉，其阴霾气氛，其惜别场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由不得也随之怦然心动。

这首诗的作者，为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那改朝换代的岁月里，他是时人公认的文坛巨擘。你也许并不赞成他这个负面大于正面的诗人，然而，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才气、他的文采、他的学问，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人，论清诗，或论明清之际的文学，首先必然要谈到他。所谓众望所归，钱谦益是当之无愧的。四百多年过去，读其诗作，那些感人肺腑的伤逝名篇，那些动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难以释怀。诗之好，在于动情，在于共鸣，但钱诗之好，更在于引导诗歌潮流，左右诗歌动向，具有楷模作用。中国诗人很多，多若过江之鲫，但能启一代先声的诗人，也只屈原、谢灵运、李白、苏轼有限数人而已。钱谦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所发轫的崭新诗路，主宰着大清王朝的诗歌格局。

《明史》认为他的诗歌革新，非同小可，评价为“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不可谓不高。这就是说，明诗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已经奄奄一息，是他重新连接起上至北宋的诗歌脉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长命百岁的文学，文学属于时代。明代诗歌的“前七子”、“后七子”，以及随后的“复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经是每况愈下的式微局面。文学这东西，说来也怪，老是循着一条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图变，必然会走到不可延续，也无法延续的死胡同里。尤其是诗歌，最能呼应其所处时代，而发出回声反响，不论诗人如何洁净高雅脱俗，如何不食人间烟火，如何躲进象牙之塔，诗运与国运，文运与世运，总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联系。说得直白一点，国强诗盛，时衰文敝，这是谁也无法违背的客观规律。时下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咆哮体”诗歌，与层出不穷的三聚氢氨、瘦肉精、染色馒头一样，都是近些年来太物质、太金钱、太低俗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所以，当朱由检被李自成团团围住，坐困愁城时，没出路的明代诗歌，要比最后上吊的这位皇帝，死得更早。这也是钱谦益从唐、宋诗歌的规章法度（即《明史》所说的“矩矱”一词）中，开拓出一条新路的原因。

作为明末遗民，他从心底里不会认同这个新的王朝，然而它生气勃勃、方兴未艾地横亘在他面前，躲不开也避不掉。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所开辟出来的这个新时尚、新风格、新气势、新思路的诗歌体系，既没有努尔哈赤的蛮夷色彩，也没有明末诗坛的僵尸气味，于是一人倡之，万人随之，诗人追从，诗坛认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风流。

领风气之先，就了不起；创时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没有大才华、大气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学界、诗歌界要想开天辟地，只是痴人说梦而已。这些年来，我就见识过许多已经上文学史，或即将上文学史的名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创造出一个文学世界，其实历史之无情，他们的话还没有落音，却都一个个跌进历史的垃圾桶，成为一去而

不复返的过眼浮云。钱谦益的伟大，就在于他即使相当不怎么样，仍在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清朝凌凤翔在钱谦益《初学集》序中谈到其诗歌之影响深远，之风靡所及，极尽赞美之能事：“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是康熙时人，稍后于钱谦益的出版家或编辑家，政治倾向显然与钱谦益、屈大均等明末遗民心气相通，这也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异族统治下的反抗心态的共鸣。他甚至把钱谦益抬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虽然心仪过度，难免渲染。但事实上，作为文章国手的钱谦益，确也当之无愧。

不仅他这样高看，与钱谦益同时代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家，也无不折服其诗，尊崇其文。如陈子龙，誉他为“汉苑文章首”；如顾炎武，推其为一代“宗主”；如黄宗羲，认为他是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至少在清朝乾隆时禁绝其著作前，他的诗篇、他的文字，一经脱手，不胫而走，天下翻刻，海内传行，此前此后的中国文坛上，还少有这样公认的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

当然，这是要撇开他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的人格，置而不论以后，方能得出的结论。

钱谦益（1582—16**），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顺、康年间，也有人抬捧之为“当代文章伯”者。旧习，礼部主管称宗伯，或大宗伯。因他在明朝做过的最大的官为礼部尚书，在清朝做过的最大的官为礼部侍郎。因而提及钱谦益必“伯”，必“宗伯”。如果他到此为止，做一个有名无实的“伯”，做一个拿千薪而不干事的“伯”，那该多好啊！不趟政治浑水，不涉官场是非，不用鞠躬敬礼，一心诗歌文章，也许他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完人。然而，中国人心中的“学而优则仕”情结，不能说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皆有，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牧斋先生自然属于那百分百之九十九点八中，其之热衷官场，甚于热衷文坛，“我本爱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写出来的心声。

现实却跟这个文学智商很高、政治智商并不高的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文场上让他极其成功，官场上让他绝对碰壁。他的科举应试，如探囊取物，求则必得。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他的仕途功名，则重重设障，寸步难行。先是父丧守制三年，除服后，赋闲将近十年。直到天启年间典试浙江，放了一任学差，其间还牵涉到科场舞弊案，差点要命，幸好查清与他无碍。遂转右春坊中允，为东宫属官，以少詹事官衔编纂《实录》。

在封建社会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是很不错的饭碗了，但钱谦益却认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闲职，很不开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负、自大、自恋、自矜的包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学问文章、扛鼎文坛，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腾的本钱。天启年间的钱谦益，可想而知，既无奈郁闷又心急如焚。其实，做一个单纯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如果有情趣，画两笔山水，练一手书法，那是多么风雅的行为啊！如果有力气，唱两口二黄，打四圈麻将，也是蛮潇洒的勾当嘛！为官和作文，是两条轨道上的火车，各走各的，万不可脚踩两条船。当代文坛上，我的那些本来还算出色的同行，自从走上领导岗位，说来也怪，马上进入文学更年期。灵感退化，思路迟钝，文字别扭，语言无味。别看他挺大师、挺肥头大耳、挺底气十足，但安全可以断言，他们基本上不可救药，再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尽管自我感觉特棒，不过是让人看笑话，等着他到点下台的牌位罢了。

其实，在中国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状态，说到底就是做文人。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济，做孔乙己，也比遗臭万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强。但钱谦益羡慕为官者体面、光彩，眼馋有权者气派、威风，立志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梦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图。话说回来，文人为官，非不可为，偶一为之，当无不可。若做不到浅尝辄止，见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取得为文人所

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钱谦益，就是这样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为失足者、失节者、失败者的“三失”人物。

天启年间，寂寞无援的他，真是到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地步。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正处于强势出击的阶段，左右朝政，影响时局，操纵人心，掌握舆论。顾宪成为无锡人，钱谦益为常熟人，儿时曾随父拜晤过这位风云人物，有这点因缘，加之他需要奥援，需要靠山，与东林人士走得越来越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