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1563—1620）　明朝第13位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前期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后期荒于政事，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

明朝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欷歔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相当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率，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级，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到他躺在定陵，然后又接着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大明天下，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有清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万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对万历个人颇不以为然，难道张大复的文字是在粉饰太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题为《古井臼歌》的长诗，其创作主旨也是在赞咏他**活过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时人的他，用得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吗？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古井臼歌》使我们想起唐朝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忆昔二首》，诗人在感情丰富、时过境迁之后，很容易产生出对于往昔盛世的怀念。开元年间的李隆基堪称英主，或许值得杜甫留恋，这个胖乎乎的朱翊钧，能够与唐玄宗相比吗？

朱翊钧早年当学童时，还算是一个乖顺的孩子，后来亲政，江山坐稳，则绝对是一个不成器的败类。

第一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消极怠工的皇帝。史称：“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甚至做了三年御史的***，没见过这位帝王一面，头一回登殿，越次发言。万历大发雷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胡乱插嘴，连叱拿下。吓得他屎尿一裤，顿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为历史一大笑话。

第二败，他的行政机构，乃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最为空转无能的政府。史称：“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这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多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第三败，他还是一个极

其能搜括，极其能敛财，极其能挥霍，极其性疯狂的几乎不可救药的最高统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开征各式各样的恶税，盘剥百姓。张大复文中起首所说的“罢税”，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后的“德政”，废除他老子这些天怒人怨的税政。

第四败，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他未成年前，将整个大明王朝，交给张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败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后，对死去的张居正进行报复性清算，而尤为混账的，还彻底否定了实际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明史·神宗本纪》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朝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近人孟森对明朝衰亡的脉络，加以梳理：“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全部帝王中，为排名第五的在位时间最长者，他的后代可就没有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仅1年；他的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仅7年；他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李自成进北京，自缢煤山。这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就将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任意随性，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他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动用内库160万两，以做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3亿万人民币。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可证朱翊钧这个败类，这么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来为数可观的钱。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隋炀帝杨广，14年工夫，就把隋朝折腾完。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恙，绝对应该垮而未垮。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跣着，其狼狈相可想而知。1949年我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我在当时已叫景山的煤山上看到这棵歪脖子树，因为它犯过弑帝之罪，用大铁链子锁了起来，以示惩戒。“**”期间，骄横跋扈的某人，一时兴起，将这棵树砍了，那是当然的“四旧”了。想不到，她最后也走上崇祯走过的绝命之路，在狱中自缢而亡。我是不大相信报应这一说的，但她的死与砍这棵歪脖子树，不能不令人产生因果的联想。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的三万五万地给。想想万历年间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仍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他们活得也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

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这实在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中，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儿。万历这个人，应该说很糟糕，但终其一生，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外，从不露面公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要比那些嘴上挂着人民公仆，却以人民父母官自居作威作福者，要尽职敬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