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奇谈怪论，事发于公元2013年春天有关王世贞的最新新闻，我也不知道应为王世贞喜还是悲，同样，我也不知应为中国出版业喜还是悲？

将《***》的作者，认定为王世贞，犹如给断臂的维纳斯装上另外一只胳膊，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颇诧异中国的一些好事者，这种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行径，所为何来？近些年来，《红楼梦》被糟蹋一个够后，现在又来算计《***》了。我也记不得哪位研究者、哪家出版社，在新出的《王世贞全集》中收进《***》，并哓舌不已地，颠三倒四地，强词夺理地，无中生有地，说兰陵笑笑生即王世贞，将一个五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给读者留下无数遐想的“谜”坐实，真是太煞风景了。

本来，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大具有想象力的民族，现在，连这一点点想象余地，也被极其武断地扼杀，真让人感到痛苦。退一万步，如果《***》确实出自王世贞手笔，至少也应尊重他不署自己真名，而偏要署兰陵笑笑生的本意吧；如果《***》果然不是王世贞的手笔，而兰陵笑笑生另有其人，那王世贞岂不是窃取他人知识财产的贼吗？英国有个莎士比

亚，我还曾到艾玛河畔斯特拉斯福镇上，参观过他的故居。但一直不断有消息传来，英国很有些研究者相当认真地考据，这个小楼里住过的莎士比亚，不是写出几十部戏剧的莎士比亚。人家那里在将实证虚的时候，制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这里却将虚坐实，将读者当做阿斗。

五百多年来，至少有五十多种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神圣的推断，这不很好吗？至少说明在明朝这场文艺复兴的大潮中，有五十多位可以写出《***》这种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巨匠，留下这样的群星闪烁的谜，何其令人神往，一定要解开吗？有必要解开吗？拿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兰陵笑笑生和王世贞能画上等号吗？我始终认为，一个能被王锡爵女儿昙阳子的邪教，迷得魂不附体的、简直浅薄得可笑的王世贞，这样的作家人格，与兰陵笑笑生笔墨中那份冷静、那份严峻、那份清醒、那份睿智，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洞察，对于那个社会的辛辣批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如果也许是王世贞在天才爆发的情况下，写出这部不朽之作，他自己不愿坐实，五百多年来无人坐实，那继续让维纳斯断臂下去，不也是一种残缺的美、遗憾的美吗？这又能碍着谁呢？

要知道，越是难解难分的谜，越有吸引力；越是众说纷纭的谜，越耐人寻味。谜在未解之前，那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体会，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绰绰的印象碎片，那感觉得到、可捉摸不定的行云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纵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美之享受吗？我想到梁启超怎样去读李商隐的《锦瑟》了，他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后来，我悟到了一些，也许一部足本的对性描写未加任何删节的原本《***》，用这种附带有奖赠品的方式打开图书市场，其商业行销促售的苦心孤诣，我也只好无语。

回到万历朝的王世贞，他的同年张居正当上首辅兼帝师后，对他而言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在旁人眼里这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虽然《明史》说“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但实际上，从张居正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给这位大文人的回信来看，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的。而王世贞写给张居正的信，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字未留，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张居正最后完蛋了、清算了，怕沾包、怕惹事，偷偷地销毁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王世贞小人，至少他在做人上有点不够意思。无论如何，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时年十九，张居正时年二十，相差一岁的两人，如兄如弟似的联袂应进士试。榜发俱中，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这份情谊何等难得。同年，在科举社会里，可比如今同学会、校友会的关系更铁。王世贞仰仗这位年兄，张居正拉扯这位年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张居正一任首辅，马上就提拔他为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张居正是政治家，王世贞是文学家；张居正从来不染指文学，王世贞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但想在文学上开一片天地，在政治上也要大踏步前进，而且迫不及待。因此两人常常课不到一块儿去。“居正积不能堪”，就对他说，老弟，你是一把莫邪干将式的宝剑，可不是随手可使的大刀片子，金镶玉嵌的宝剑应该存放在锦匣里，只供赏鉴，不能使用，那就只好请阁下恕我敬谢不敏了。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不久，就到了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起初卧床还要处理政务，后来实在支持不了，熬到六月，呜呼哀哉！随后，神宗朱翊钧这条白眼狼，对自己老师发起满门抄斩式的清算，所有张居正的敌人也趁此跳出来踩上一脚。在这场大清洗中，王世贞对他的同年有没有落井下石，不得而知。但是，他绝不厚道，他不够朋友，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张居正病根在“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的绯闻透露；对于张居正巴结大太监冯保，竟在帖子上卑称自己为“门生”的嘲讽揭发，口诛之、笔伐之，相当不讲义气。这与他对待张居正前任首辅高拱的轻薄，如出一辙。因为高拱在隆庆年间任首辅，权高位重，说话算数，但迟迟不

给他父亲王忬**昭雪，让他记恨在心，等到他撰写《嘉靖以来首辅传》时，字里行间，足足将他丑化了一番，因而颇为时人疵议。“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凡请弇州作传志者，虽中才亦得附名，未请传志者，虽盖代勋名节义，亦所不载。后之耳食之言，未可以为之定案云云。”但是，时已58岁的王世贞，认为即将一甲子的人，已是真正的老爷子，允许自己可以不在乎，或者，不必在乎了。

这种感觉错位，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生涯上。他未中进士前，即以诗文闻名。出道后，则更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相唱和，继承“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据《历朝诗选》，起初，有一个叫李伯承的举子，在京会试期间，组织诗社，邀同好者参加。“伯承未第时，诗名籍其齐鲁间，先于李于鳞（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后来，“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本来，王世贞年轻时得以跻身诗坛，其引路人为李伯承，与李攀龙结识，其介绍人亦为李伯承，然而，作为诗坛新秀的王世贞，进得诗社，拉帮结派，联手才气并不高野心却很大的李攀龙，将创社元老李伯承挤兑出诗界。接下来，又将当时诗名胜于他俩的谢榛，逐出这个圈子。据《明史》：“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后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其名于七子之列。”据称，谢榛眇一目，凡有这等身体缺憾的人，俗称“独眼龙”，多有强烈的自尊意识和挑战心理。后唐的李克用非要把黄巢赶尽杀绝的狠劲，即是一例。于是，谢榛、李攀龙之间，产生龃龉。

文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江湖。而按江湖的规矩，第一论胳膊，第二论辈分；胳膊代表力量，辈分代表资格。谢榛有理由不买李攀龙的账，你算哪根葱，你来当“一把手”。但王世贞愿意这个虚荣心重，而才气有限的李攀龙为首，却不愿意那个“独眼龙”领袖群伦，于是王世贞联合他人“抬李压谢”，从此，谢榛只好成为离群的孤雁，云游天下，老死他乡。可王世贞也并不因此高看李攀龙，清朝朱彝尊说过“元美才气十倍于鳞”，他也许觉得自己百倍于这位同行，他奚落李攀龙的作品，“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极尽挖苦之能事。明朝诗坛的这份乱象，明朝文人的这份德行，不觉眼熟，似曾相识。敢情，五百多年前一台戏，五百多年后接着演，看来文人的感觉，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大概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里说过：“当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坛坫争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数，辗转屡增。一时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趋风，乞齿牙之余论，冀一顾以增身价，诗道之盛，未有盛于斯时者；诗道之滥，亦未有滥于斯时者。”李攀龙殁世，王世贞独操文柄，此刻可是真正的老太爷了。据陈继儒的《狂夫之言》，1585年（万历十三年），乙酉闰九月重阳，在他弇园里的缥缈楼请客，应邀者甚众，终生不仕的陈继儒也在座。这个有点体制外意思的文人，对王世贞崇拜是有的，但不迷信；朋友是做的，但不佞从。

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记，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论及光武、高帝，先生云：“还是高帝阔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后，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后，却与故人子陵严先生同卧。较似输光武一着。”公更大笑，进三四觥，扶掖下楼。

席间闲话，概属戏言，但看似无心的话，就怕有心人听，文学感觉和做人感觉双输的王世贞，也就只好借着酒喝得高了点的理由，退席而去。

由此可见，文人的感觉相当重要，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文人来说更为重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