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7） 明朝权臣，江西新余分宜人。他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列“明代六大奸臣”之一，其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他书法造诣深，擅写青词。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
（《东堂新成》）
这首诗倘若不标明为严嵩作，短短八句，将归隐之心、山林之念、安贫之道、遁世之想形容出来，也还具有一点意近旨远、趣雅情真的境界，很难与1536年以后的那个权奸巨贪的丑恶形象吻合在一起。由于严嵩是个被历史唾弃的人，他的著作也就随之湮没。如今，即使国图、首图，找他这部诗集，也是蛮费事的。
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缨”，还用不着“濯”。因为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立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政府机构。但派到那里去做官的，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玩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
《列朝诗集》载，严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名满天下”。那时，他的人望和文声，很说得过去。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后起伪，积伪然后君子。”凡极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会以伪善骗得大家的良好印象。当时的京都人士，“以公辅望归之”，可见对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严嵩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假清高，也没有了。
若是就诗论诗、以文谈文的话，对于严嵩此前的作品，应该说，即使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坏，这评价大抵是相当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也是当时和以后的公论。他的诗集《钤山堂集》，其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库全书》，就因人而否定其书。“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这是中国历史上“以人废文”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甚至王世贞，尽管其父王忬是被严嵩镇压的，但他对严嵩的诗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这位文坛领袖的公允评价，比之时下小肚鸡肠的人，要有气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已56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则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62岁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已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严嵩没想到，他竟活到**岁，与其子联手作恶的“贪龄”，打破中国贪官之最。这就是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论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颐之寿”，“老而不死谓之贼”了。数十年间，钱财捞得太多，坏事做得太绝，这两父子，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顶级权奸巨贪。《明史》描画这两个人，形象颇有点滑稽：一个肥粗，一个细瘦；一个矮矬，一个高挑
；一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疏眉目。怎么看，都不是一家人。后读谈迁的《谈氏笔乘》，引赵时春作《王与龄行状》，方知“严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严东楼为严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DNA不同，品种上迥异，但聚财弄权，腐败**，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坏，逐臭趋腥，竞利争权，鱼肉良善，巧夺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灵感应。
一位朋友对我说，岂止如此，这爷儿俩写的字，也有类通相似之处。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硕饱满的笔锋，非一介寒士能写得出来的。现在，“六必居”酱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鹤年堂”中药铺，那金字牌匾，仍是这两位遗留下来的“墨宝”。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块匾额者，简直少之又少，独独严世蕃与他老爹的这几个字，甚至波澜壮阔的“**”，也未做“四旧”砸掉。于是，你不能不悟到，东晋一位大军阀兼野心家桓温所说过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对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此语见《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看来，王八蛋“王”到极点，臭大粪“臭”到极致，也是一种求“不朽”之捷径。这也难怪有些人，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到手，是绝不怕下作无耻的。
我还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门去这两处店铺“欣赏”了一番，果然也是如此，二人笔墨，在阳光下居然熠熠生辉，毫无愧色。新建成的广安大街，气势恢宏，原来狭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宽得已非旧时模样，如果不是夕阳余晖下，那“鹤年堂”金碧绚丽的匾额，我都不敢相认了。此地应是严世蕃的毙命处，他的最后下场，《明史》说得很简捷，“遂斩于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明代弃市，都在西城，不知是否即为这个菜市口？因为清代的“秋决”，在这里进行。那么，严世蕃五花大绑，手镣脚铐，站在槛车里，行经此地，看到药铺门楣上那几个闪闪发光的字，不知做何感想？而其父，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初莫如“濯缨随处有沧浪”，回到钤山东堂，做他的诗人、文人，也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枭首示众、身首异处吧？
这一次，被嘉靖彻底冷落的严嵩，再也无法救他儿子一命了。
不过，老奸巨猾的他，不禁纳闷，法司黄光升奏的这一本，为什么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位前首辅，百思不得其解。他虽然下台了，对于他侍候了二十多年的主子朱厚熜，应该是能揣摸透的，究竟为什么使得龙颜大怒到将他革职，仅留了条命，而将其子弃市，到了如此决绝地步？
黄光升何许人也？法司是个小角色，御史林润算什么东西，借他胆子也未必敢动我们父子。他马上想到，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谁？除了接他任的徐阶，能有其他高明吗？严老先生跌足长叹，没料到隔着门缝看人，竟将这位少言寡语的新首辅看扁了。前些日子，他知大势已去，嘉靖对他已无任何兴趣，失宠于皇帝，就意味着保护伞不再起到作用。无可奈何之际，多少有些拜托继任者徐阶的想法，曾“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阶谢不敢”。哪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却是一个大为可畏的杀手。
现在，他终于明白，今天的徐阶，已非昨天“谨事”于他的徐阶了。不但要杀他的儿子，没准过两天，还要他的好看
呢！正如他刚到北京，“谨事”他的前任夏言，然后又设法除掉，连命都未能保住一样。官场的无情斗争，和“濯缨随处有沧浪”的潇洒淡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明朝不设宰相，这是朱元璋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为其工作，其中主要负责者即为首辅。黄光升所以敢发难，严嵩没有猜错，确是这位一直对他虚与委蛇的徐阶，私下授意，才紧急上书的。
法司黄光升、御史林润，角色虽小，在官场厮混多年，也成了精。他们的算盘拨拉得很明细：第一，严嵩虽然致仕归田，风光不再，但嘉靖只是讨厌他，并不想收拾他，时不时还念叨他的“赞玄”之功，谁知他会不会起复，又杀回来呢？第二，严世蕃就更不是好惹的了，此人朝上朝下党羽密布，京内京外网络沟通，是一个气焰嚣张，罔顾一切，什么卑鄙龌龊都做得出来的坏蛋。多少年来多少人上书奏本，揭发告讦，都未能奈何他分毫。如今贸贸然参奏他、弹劾他，犹如老鼠捉猫，弄不好，会送命，因此黄法司和林御史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可首辅徐大人如此器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一连拟了几份备案，供徐阶过目。新首辅皆不以为然，两人忐忑地试探：“一定要如此行事吗？”
“你们怵啦？”
“只怕打蛇不死反遭咬！”
徐阶不理睬他俩的怯懦：“那就如此吧！照着我说的这几条上书。”
于是，口授以下诸条：
第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
第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
第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织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
第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黄光升笔录后，与林润面面相觑，满腹狐疑：“就这些？”
“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这两人当然不这么想，法司定谳，讲究铁证如山，证据确凿，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召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