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7) 明朝权臣,江西新余分宜人。他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列“明代六大奸臣”之一,其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他书法造诣深,擅写青词。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
(《东堂新成》)
这首诗倘若不标明为严嵩作,短短八句,将归隐之心、山林之念、安贫之道、遁世之想形容出来,也还具有一点意近旨远、趣雅情真的境界,很难与1536年以后的那个权奸巨贪的丑恶形象吻合在一起。由于严嵩是个被历史唾弃的人,他的著作也就随之湮没。如今,即使国图、首图,找他这部诗集,也是蛮费事的。
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缨”,还用不着“濯”。因为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永乐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立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政府机构。但派到那里去做官的,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玩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
《列朝诗集》载,严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名满天下”。那时,他的人望和文声,很说得过去。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后起伪,积伪然后君子。”凡极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会以伪善骗得大家的良好印象。当时的京都人士,“以公辅望归之”,可见对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严嵩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假清高,也没有了。
若是就诗论诗、以文谈文的话,对于严嵩此前的作品,应该说,即使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坏,这评价大抵是相当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也是当时和以后的公论。他的诗集《钤山堂集》,其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库全书》,就因人而否定其书。“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这是中国历史上“以人废文”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甚至王世贞,尽管其父王忬是被严嵩镇压的,但他对严嵩的诗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这位文坛领袖的公允评价,比之时下小肚鸡肠的人,要有气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已56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则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62岁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已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严嵩没想到,他竟活到**岁,与其子联手作恶的“贪龄”,打破中国贪官之最。这就是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论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颐之寿”,“老而不死谓之贼”了。数十年间,钱财捞得太多,坏事做得太绝,这两父子,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顶级权奸巨贪。《明史》描画这两个人,形象颇有点滑稽:一个肥粗,一个细瘦;一个矮矬,一个高挑
;一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疏眉目。怎么看,都不是一家人。后读谈迁的《谈氏笔乘》,引赵时春作《王与龄行状》,方知“严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严东楼为严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DNA不同,品种上迥异,但聚财弄权,腐败**,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坏,逐臭趋腥,竞利争权,鱼肉良善,巧夺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灵感应。
一位朋友对我说,岂止如此,这爷儿俩写的字,也有类通相似之处。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硕饱满的笔锋,非一介寒士能写得出来的。现在,“六必居”酱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鹤年堂”中药铺,那金字牌匾,仍是这两位遗留下来的“墨宝”。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块匾额者,简直少之又少,独独严世蕃与他老爹的这几个字,甚至波澜壮阔的“**”,也未做“四旧”砸掉。于是,你不能不悟到,东晋一位大军阀兼野心家桓温所说过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对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此语见《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看来,王八蛋“王”到极点,臭大粪“臭”到极致,也是一种求“不朽”之捷径。这也难怪有些人,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到手,是绝不怕下作无耻的。
我还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门去这两处店铺“欣赏”了一番,果然也是如此,二人笔墨,在阳光下居然熠熠生辉,毫无愧色。新建成的广安大街,气势恢宏,原来狭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宽得已非旧时模样,如果不是夕阳余晖下,那“鹤年堂”金碧绚丽的匾额,我都不敢相认了。此地应是严世蕃的毙命处,他的最后下场,《明史》说得很简捷,“遂斩于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明代弃市,都在西城,不知是否即为这个菜市口?因为清代的“秋决”,在这里进行。那么,严世蕃五花大绑,手镣脚铐,站在槛车里,行经此地,看到药铺门楣上那几个闪闪发光的字,不知做何感想?而其父,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初莫如“濯缨随处有沧浪”,回到钤山东堂,做他的诗人、文人,也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枭首示众、身首异处吧?
这一次,被嘉靖彻底冷落的严嵩,再也无法救他儿子一命了。
不过,老奸巨猾的他,不禁纳闷,法司黄光升奏的这一本,为什么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位前首辅,百思不得其解。他虽然下台了,对于他侍候了二十多年的主子朱厚熜,应该是能揣摸透的,究竟为什么使得龙颜大怒到将他革职,仅留了条命,而将其子弃市,到了如此决绝地步?
黄光升何许人也?法司是个小角色,御史林润算什么东西,借他胆子也未必敢动我们父子。他马上想到,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谁?除了接他任的徐阶,能有其他高明吗?严老先生跌足长叹,没料到隔着门缝看人,竟将这位少言寡语的新首辅看扁了。前些日子,他知大势已去,嘉靖对他已无任何兴趣,失宠于皇帝,就意味着保护伞不再起到作用。无可奈何之际,多少有些拜托继任者徐阶的想法,曾“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阶谢不敢”。哪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却是一个大为可畏的杀手。
现在,他终于明白,今天的徐阶,已非昨天“谨事”于他的徐阶了。不但要杀他的儿子,没准过两天,还要他的好看
呢!正如他刚到北京,“谨事”他的前任夏言,然后又设法除掉,连命都未能保住一样。官场的无情斗争,和“濯缨随处有沧浪”的潇洒淡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明朝不设宰相,这是朱元璋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为其工作,其中主要负责者即为首辅。黄光升所以敢发难,严嵩没有猜错,确是这位一直对他虚与委蛇的徐阶,私下授意,才紧急上书的。
法司黄光升、御史林润,角色虽小,在官场厮混多年,也成了精。他们的算盘拨拉得很明细:第一,严嵩虽然致仕归田,风光不再,但嘉靖只是讨厌他,并不想收拾他,时不时还念叨他的“赞玄”之功,谁知他会不会起复,又杀回来呢?第二,严世蕃就更不是好惹的了,此人朝上朝下党羽密布,京内京外网络沟通,是一个气焰嚣张,罔顾一切,什么卑鄙龌龊都做得出来的坏蛋。多少年来多少人上书奏本,揭发告讦,都未能奈何他分毫。如今贸贸然参奏他、弹劾他,犹如老鼠捉猫,弄不好,会送命,因此黄法司和林御史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可首辅徐大人如此器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一连拟了几份备案,供徐阶过目。新首辅皆不以为然,两人忐忑地试探:“一定要如此行事吗?”
“你们怵啦?”
“只怕打蛇不死反遭咬!”
徐阶不理睬他俩的怯懦:“那就如此吧!照着我说的这几条上书。”
于是,口授以下诸条:
第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
第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
第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织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
第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黄光升笔录后,与林润面面相觑,满腹狐疑:“就这些?”
“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这两人当然不这么想,法司定谳,讲究铁证如山,证据确凿,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召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