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又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并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以退求进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地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1042年（庆历二年），王安石考中进士，时年2
1岁。一直到46岁，也就是1068年（熙宁元年）得意，他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予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隆。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他竟被视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能制造得出来的吗？
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现实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许多文坛前辈，如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不曾有个人纪念馆的建设，可有另一些作家，已经在家乡盖了大庙一样的馆堂，供奉着自己的著作，张贴着自己的肖像，展览着自己的文物，摆放着捧场的文章。即使如王安石，被宋神宗尊为“师臣”、谥曰“文”、称“王文公”者，要多牛皮就有多牛皮，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他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能先风光两天，就当仁不让。
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韩维不赞成，他就把这位引荐者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维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这就是《邵氏闻见录》中所说：“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什么时机合适，和什么样的皇帝能起用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的。结果，却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王安石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蹲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却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的银、茶、绢、帛的沉重负担。这还是
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赐”，那是十万两银、二十四万匹绢，到神宗朝，辽又提高宋的“赐”，为二十两银、三十万匹绢。王安石给仁宗上的“***”，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地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如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果，如秦之商鞅、明之张居正。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而反对派始终保持精诚团结；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那么，绝无一丝可以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但其中的作家却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却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的自己阵营中分崩离析的现象。他推行新政的最得力的副手吕惠卿，也是出卖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情搞砸了。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邵氏闻见录》中说道：“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为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的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文学家，也许倒是其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活动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也是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就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指王安石而言的。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虍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一个连自己胡子上爬着蝨子也不自知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最后，他对于这位怪人王安石，所得出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刀、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过脚。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
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王安石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