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927—976）　宋朝开国皇帝。他依据“先南后北”的策略，完成统一大业；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藩镇割据的局面；贮藏钱帛布匹，以期赎回燕云十六州。

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了“不杀”二字，也就给实行这种文官制度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当然更是被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但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眛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它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带来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与这块在962年（建隆三年）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经济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

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都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才会趁着政治运动之际，挟嫌报复，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因此，与文化素质缺欠的***，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篇》里所讲的：“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据《宋史》，“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对他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起义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的200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来治国理政，于是，就有了这块誓碑。不得杀士大夫，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积贫”、“积

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

宋朝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认真执行的。宋太祖当上皇帝后，针对当时的乱象，曾对赵普发过感慨。图为明朝刘俊《雪夜访普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了宋太祖雪夜探访赵普的故事。

关于这块“士人不可杀”的誓碑，首见于宋朝叶梦得的《避暑漫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