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宋徽宗，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做出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发出誓言承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赵匡胤誓碑的真实性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发生时，《避暑漫抄》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未见宋朝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朝脱脱所著的《宋史·太祖本记》中，有过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后的“知多识少”了，唯奉本本主义，而眛于事理常识。其实，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对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吗？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范仲淹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从《退斋笔录》所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很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却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的回答道：“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是听不到。
蔡确敢顶着神宗不办，章惇敢力阻刺配，都是有这个“祖宗以来”在撑腰，神宗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只好做罢，也是不得不顾忌这个“祖宗以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无人配称祖宗。说“祖宗以来”，就是指赵匡胤的这块誓碑。其次，这块誓碑，除了皇帝外，再无他人亲眼目睹，所以无人敢公开直接地说出口，于是约定俗成，用“祖宗以来”而讳说誓碑。第三，只要一说“祖宗以来”，誓碑上一、三两条，都非重点，要害就在“不杀士人和言事者”这一条。也许正是这一份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
从未有过的保护条款，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焕发，能动性大增，创造性蓬勃，从而推动了宋朝的发展和变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
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说得再明白不过：“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他所以如此宣讲，也是要宋哲宗记信誓碑的祖训。而这个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后，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好色”的刘安世和范祖禹，绝无“宽仁”可言。起初，他虽为帝，但垂帘问政者为宣仁高太后。这“好色”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从他所用“诛殛”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忿之意。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所以，他也就敢宣称自己，“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不太当回事的。
再从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看，这两起“***”的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是明显不过的“恶攻”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是活不成的了。可在宋朝，他们只止于被流放而已。虽然被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宋稗类钞》说过：“章惇恨安世，必欲杀之。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瘅雾的毒域。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清朝的“凌迟”，相对而言，就算是“仁政”了。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也是不会有的。
两起“***”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要怎样处置时，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明朝也好，清朝也好，“***”的第一目的：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子看，警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得一个，就是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的保证。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遂不分殄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来处理。
北宋这两起“***”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苏轼流放得近一点，蔡确流放得远一点，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
“乌台诗案”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章惇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对他的处分还算手下留情，只是发配到湖北黄州这不算太边远的边陲县份，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足够的时间吟诗作赋，著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的处理，比较复杂。元朝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旧党，推翻新法，形势对蔡确不利。第二，继王安石为相后，蔡确又极其卖力，贯彻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变法派。第三，生性歹毒，作风恶劣，害人甚多，结怨不少。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对立面欢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终于有这一天。但谪令一出，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绝对要他性命的处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对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派，都傻眼了。他是当朝宰相，即使有错，也应得到尊重，应该体面下台，更不能远放新州，到那“与死为邻”的州县。于是，大宋王朝的变法一派、反变法一派，竟一致认为处分过于严重，而且不合祖宗家法。
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则关于“车盖亭诗案”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
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祸，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奉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问新州之命，又自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
赵翼为清朝大学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的观点，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骚满腹的诗。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是天经地义的，而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而对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于提出异议，而且对范纯仁等一干人，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泾渭分明，观点对立，互不相能，都是对“熙宁变法”持反对观点，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排挤、压制、远谪。一到了有悖祖宗之训，有违誓碑之旨，就都跳出来为一个罪犯求情。正因如此，他指责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苓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正常，视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视为正常。这大概就是九百多年间不谈赵匡胤这块誓碑的原因。做帝王者，不谈，可以理解，他们绝不允许文人犯上作乱，他们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头脑思考。做文人者，不谈，就不可理解了。但你读了赵翼的这段妙文以后，就会知道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怎样将一个正常人变为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竟会成为迫害他的人的同党、帮凶，并视其所作所为，无不正常。这就是我们从赵翼文章中所读到的弦外之音。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可悲，就在于这种自觉和不自觉地甘为统治阶级的膺犬反噬同类，还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也是赵匡胤誓碑之所以成为鲁殿灵光的绝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强、不自立，那别人还能对你怎么样？
不过，赵翼所说的“宋之不竞”，的确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后人眼里，乃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气，最为窝囊、最为扫兴，仅有半壁江山的一个朝代。赵宋王朝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败局，主要由于“冗官”、“冗兵”、“冗费”，而尤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这是一个竟然向邻邦纳贡称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有两个皇帝被人家抓走当俘虏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不得不被迫漂荡在海上的王朝。然而，就这样一个先输于辽、后败于金，最后亡于元的“积贫”、“积弱”的王朝，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让我们看到这个王朝辉煌灿烂的另一面。军人和军事活动为时代主体的战争年代，毁灭、死亡、破坏、灭绝，压倒一切；文人和文化活动为时代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于是，两宋王朝积三百多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正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造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
钱穆则说得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用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将宋代称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强调唐、宋大转变中的文化含量。“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的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为当代社会所需要。而我们时时刻刻须臾不离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它之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还可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多不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赵匡胤的誓碑，也许真的是子虚乌有，然而有一点不可抹杀，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