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化些米面。

这是周作人1937年写的一首白话诗。

苦雨庵主在写下这几行诗的前后，他居住的古城，正在风雨飘摇之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26日，攻占廊坊。28日，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西苑发动总攻

击。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为日军占领。平津失陷后，日军即向华北大举进攻。

苦雨庵主在写下这几行诗的前后，与他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也被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动员起来。1937年8月初，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迁至长沙。8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函电催促：“暑期在家师生，统于8月底前回校，启程西迁。”并召集在校师生讲话：“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我们这一代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

时隔66年，罗家伦的一席话，犹能令人热血沸腾，意气贲张！

也是在苦雨庵主写下这几行诗的前后，高悬着膏药旗的这座充满悲情的古城，在日本的操纵下，一场丑剧正在上演。这一天是1937年12月4日，伪政权“****临时政府”于北平成立。沿用****年号，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设日本顾问团及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由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分任委员长。

苦雨庵主所以要做这首表明心迹的白话诗，包括他给朋友的信里，对身处沦陷区北平的他，以苏武自期，实际上已经与日本人、与伪政权在沟通，做粉墨登场的准备。他不是走不开，而是不想走。

由人而伥，是一念之间的事。

由于工业的发达，环境的改变，人类的猎杀，无论本土的东北虎、华南虎，外邦的孟加拉虎、苏门答腊虎，都在灭绝的过程之中，因此，虎的稀缺，伥自然也跟着减少。宋以后，至明，至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些谈鬼说怪的名著中，几乎不大见有伥的记载。

鬼伥在消失，人伥在发达。

于是，中国人对伥，赋予新的理解：

清人酉阳《女盗侠传》：“（黑衣妓）举止之态度，眉目之神采，百不类妓，其为响马贼之伥无疑。”

清人黄轩祖《游梁琐记》：“盗鉴其诚，命为侦探，踪迹客货于百里方面，见则详报，为伥搜劫。”

这样，

“伥”的释义，推而广之，更延伸到那些助纣为虐之人、趁火打劫之人、拉大旗为虎皮之人、挟政治运动之威势借机整人之人。对那些已经是人不再是鬼的伥，对那些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或三分是人、七分是鬼，或面露人相、心怀鬼胎，或人模人样、鬼头鬼脑，或明说人话、暗做鬼事的伥，实在是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实在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实在是痛苦之至、磨难无穷。

在当代中国人的全部记忆之中，最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莫大灾难的伥，无过于汉奸了。

就在苦雨庵主写了这首白话诗的次年，1938年的秋天，“苦雨庵主”，走出庵门，出任这个伪政权的华北教育督办一职。

有一张此人为伥后履新的照片，刊载于当时“大东亚共荣圈”的报章杂志上，穿一身不中不西的礼服，挎一支不长不短的手杖，有沐猴而冠的悻悻然，有斯文扫地的狼狈相。研究近、现代文学的阿英，在1938年5月27日《文汇报》上，署名鹰隼，写了一篇短文，对这张照片发表了一通观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先生五十四岁。平津于昨年（1937）秋沦陷，先生报友人书，嘱勿忘北方有苏武。不意一年未屈，蜕变竟生，先生已舍弃其‘袈裟’荣任‘新贵’矣。既言论之俱在，复照片之赫然，余纵爱先生，然亦只能‘痛割’。”

文后，阿英还附了一首小诗：

三十年前志士，

“五四”而后名流。

如今腼颜竟事仇，

不顾万年遗臭！

说鬼谈狐何碍，

坐禅吃茶无妨。

奈何花样可新翻，

落个汉奸下场。

历史，可以努力将其忘却，也可以装孙子，装王八蛋，只当没有发生过这回子事，但对于“为虎作伥”的汉奸历史，绝不会湮没，更不会被改写。

因为中国人吃汉奸的苦头太多，所以，这方面的记忆力也特别经久难忘，印象深刻。于是，我越来越觉得古人将“伥”置于“人”部而不放在“鬼”部之英明、之准确了。因为鬼伥已经没有了，只有人伥。但不知为什么，时下一些名流，追捧周作人，甘心为伥之伥，到不择手段，到颠倒黑白的地步，真令人不禁讶异，这世道究竟是怎么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