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你也许不信，当舅舅的把自己的外甥杀了，只是为了一首诗。

行凶杀人，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的事情。而至亲骨肉夺命相残，虽比较稀见，但此类刑事案件，未必不会发生。可为了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杀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在俄国，有通过决斗想杀死对方，而自己却被对方杀死的诗人；在中国，有先拿斧头，杀死情人，然后又举起斧头，把自己砍死的诗人。这两位采取极端手段的诗人，情之所至，犹可理解。但唐代这位诗人舅舅，为一首诗的署名权，把同是诗人的外甥置之死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翻开《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有一首《有所思》，卷八十二，刘希夷有一首《代悲白头翁》，除了第三句，宋的“深闺女儿惜颜色”与刘的“洛阳女儿好颜色”，有六个字的微小变通外，其余悉皆相同。依拙见，就这点改动而言，名气大的宋之问，比较造作，远不如名气小的刘希夷来得自然。正是这首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悬案，一桩出了人命案的笔墨官司。

据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这个宋之问就是刘希夷的舅舅。

自古以来，文学上的流派之争、门户之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果文人像大熊猫一样是珍稀动物，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不通来往，肯定没有太多的是非。然而，称之为文坛的这块地方，常常有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文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好，都认为别人不如他好。于是，白眼相向，互不相容，针尖麦芒，各不退让。打过来，打过去，真是好不热闹。

曹丕在《典论》

里分析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即使再好的作品，再大的作家，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他还说，作家难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因此，一些观点偏狭的作家诗人，意气用事、各较短长、彼此顶杠、信口雌黄的风气，也就是不以为奇的毛病了。于是，曹丕发明了“文人相轻”说，便成了数千年来的定论。

其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仅仅是“文人相轻”的话——甲看不上乙，乙看不上甲；或者，另外一个丙，对甲和乙的作品大摇其头，而甲和乙对丙的文章，联合起来大撇其嘴——这种相轻，我认为不一定是坏事情。对一个有点出息的文人来讲，知道别人的不足，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件好事。问题在于有些人，乌鸦跳到猪身上，笑话别人的黑，而看不到自己其实也很黑，这类眼睛长在额头上，嘴巴撇在耳朵边的翘尾巴作家，也算是近年来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应该说，一位作家，惟其知不足，才肯进步；惟其怕落伍，才要奋斗；惟其有竞争，才不敢懈怠。这样，文学才能日新月异，百花齐放。若是小酒捏着，小烟抽着，小菜吃着，小女子陪着，如《颜氏家训》所说“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那样，甲誉乙为文坛泰斗，乙誉甲为文学大师，丙跳出来吹捧甲和乙文章传世，众人休想望其项背云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甲和乙也吹捧丙进入了文学史，甚至还能在KTV包间里与小姐耳鬓厮磨，就业已不朽，传之万世云云。作家要是都这

样**自渎起来，恐怕文学的前途也无多大指望了。

因此，“文人相轻”，很可能成为文学较量的激化剂，似应提倡。但这种文学上的较量，一旦远离文学本身，借助于文学以外的种种手段，以达到压倒对手的目的，而成为文学的强者，其结果，无非如宋之问收拾刘希夷那样，终究要遭到历史的嘲笑。

刘希夷是个不太走运的诗人，《全唐诗》有他的一段记载：“希夷善琵琶，尝为《白头吟》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复似向谶矣！’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希夷，而以白头翁之篇为己作。至今有载此篇在《之问集》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