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位幸运儿像那个吃牡蛎最后连壳也嚼进胃里去的小孩一样，从别人的笑声里听出来轻蔑，从别人眼睛里看到了奚落。因此，爽然若失。
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遗憾，大概是永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心态，“舍鱼而取熊掌”，得其一，就行了。
擅长写什么，不擅长写什么，你能够写什么，不能够写什么，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有的人，一出娘胎，就基本上定型了。即使求新图变，也不是吹一口气就成的事情。更有的人，一开始写，便是镜头一般地定了格，无可救药，只能永远依样画葫芦，直到寿终正寝。因此，稍有进展，不必封自己为写主旋律的种子选手；些许进步，也不必视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转世灵童；既然已经得到了超出想像的尽可能多的回报，关起门，偷着乐，也就行了。如果得了一，还不行，还要得二，要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齐刷刷地在剧场里站起来向你鼓掌，这就是北京人所说的“矫情”了。
这种“矫情”，这种一定要鱼和熊掌兼得的心理，拿官方的褒扬，得民间的赞同，有“下里巴
人”的热烈拥趸，获“阳春白雪”的清名冷誉，银子大大进账，职位步步高升，佳人许以芳心，乡党视为英雄，放屁有人叫好，记者紧追行踪，小头梳得蹭亮，警车开道护行。于是，能得必得，能多得绝不少得，甚至连不该得的也要得，成其信奉不渝的宗旨。我每当碰到这类文学上的陡起来的大人物，总觉得他身后有一个影影绰绰的死灵魂跟随，细看那张面孔，一下子认不出是谁，但那顶毡帽，似曾相识。啊，原来这些同行全部的快乐与悲哀和未庄的那位阿Q先生如出一辙，大有如影随形般的相似之感。
这就让我奇怪了，然而，似乎又并不值得奇怪，我记得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其《走向起点的旅行》一书中，提到他30年代在上海对鲁迅的一次访问。他问过：“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尽管他说的是30年代的社会状况，时过境迁，21世纪已经到来，谁能担保再没有人做着阿Q在土谷祠里的梦，幻想鱼和熊掌兼得的胜利，满足，开心。因此，那些同行，在谢幕时的不自在的背后，是有一个阿Q的影子在的。
那是阿Q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虽然不过是幻觉，但他眼中看到的，却是所有人都齐刷刷向他臣服，也是时下那些作家所期盼的辉煌场面——
……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你不能不为大师笔下阿Q的这场幻境，其内涵之丰富，其概括之全面，其挖掘之深刻，其批判之锋利而赞叹备至。以上331个字，是中国农民心中的一本永远的《圣经》。在中国全部农民武装革命起义的过程中，从造反有理到***拿，从毁灭文化到横扫一切，从掠夺财富到宣泄**，从暴力革命到大开杀戒，都是按照这331个字行事的。
为什么说鱼和熊掌统统都吃，是典型的阿Q式的小农心态呢？包括一些已成大人物的作家，也摆脱不了这种贪婪阴影呢？
因为小农经济，是既经不起天灾摧残，更经不起人祸折腾的落后生产力。春天播下种子，秋天能否收获，是看不到的。惟其看不到，短期行为就成为小农经济的特征；惟其短期行为，恨
不得把能得到的所有一切，统统攫取在自己手中，成为其生存的全部目的。这种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下所形成的占有欲，一旦可以张嘴，一旦可以“开牙”，那永无厌足的胃口，相当可怕，尤其碰上真他妈的大人物，确实很难侍候。
不过，阿Q是可怜的，他不过做了个醒着的梦而已。
第二天，当他打算到静修庵去“革命”的时候，接下来的场面，却是他没想到的，有人早在他行动之前，先来“革”过“命”了。这对他来讲，太痛苦了，在尼姑庵门口站着的阿Q，不得不诧异，不得不六神无主了。
这位最早在未庄喊出“造反”二字的“革命”先驱，发现这一觉睡坏了，不但错过了“革命”时机，而且，也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使得耽迷于昨夜幻想中的阿Q，很有一种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的冷落和被人家不带他一块玩的孤独，终于意识到，他的“造反”，其实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前清官场，不是从正途科举出身，而是靠金钱买来的“捐班”顶戴，作得数，也作不得数，可以作数，也可以不作数，因此，心底难免有些发毛。
写到这里，也就渐渐体会到那些吃到了鱼不满足，吃到了熊掌还不满足，更要等到全体观众向他鼓掌才满足的同行们，那种意犹未尽的缺憾。说穿了，不过是为了弥补自己那种作不得数的“捐班”心虚罢了。
鲁迅在《且介亭文集》中的《各种捐班》一文中，这样说过：“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就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颗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
在一个物质社会里，拿钱堆，拿脸蹭，拿屁股拱，拿舌头舔，几乎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对于“捐班”文学，鲁迅建议：“我想，倘做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嫉恨也只**挺，是不是？”
其实，鲁迅看到的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时至今日，不但弄潮派有“捐班”，先锋派有“捐班”，连罗曼派、古典派也不是没有“捐班”的。老实说，没有“捐班”，文坛还真是热闹不起来。近些年，一起一起的冲击波，无不由“捐班”炒作而弄得惊天动地。若有这个机遇，我也恨不能“捐班”一下的。
我觉得鲁迅也忒认真了些，也忒把文学当回事，看他的照片或者木刻、速写，多严肃、少笑颜，多正经、少悠闲，即便莞尔，也很有保留意味，即使轻松，也持战斗姿态。当然，应该有这种认真的、当回事的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脊梁骨。但也不能全是这些，因此，偶有“捐班”文学助兴凑趣，谅亦无妨。
不过，大家若是重温孟夫子关于鱼、关于熊掌的古训，择一而从，知足常乐，也许文学的春天，便更加气象万千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