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台湾诗人痖弦来了，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话题自然也就围绕着对他来讲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的古都了。他不知道原来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无从对比，但座间有位诗人，自小在这座古城长大，对于近年来盖了那么多高层建筑而拆毁了那么多四合院，以至于再也找不到原先那老北京的模样，表示遗憾。

我尊重他的怀旧感情，但老北京的四合院，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是理想的人居环境。由于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剧增，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则尤其不敢恭惟。北京城里，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很精致，改装得相当现代化的四合院；住在这样独门独户四合院里的人，与住在为数甚多的基本破败或破败不堪的四合院里的小市民，对于是否应该保留古都风貌而不拆迁维持原样，观点是绝不相同的。对那些在报上、在会上、在电视台上经常发表复古言论的人士，是很不以为然的。

你赶情住在下雨天不用大盆小桶等着接漏水，刮风天不至于掀房顶不需要压砖头不至开天窗，厕所有抽水马桶省得蹲茅坑看苍蝇乱飞蛆虫乱爬，冬天有暖气不用生煤炉不至于煤气中毒的楼房里；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是我们这群人中的一员，就恨不能早点拆了这破旧四合院，搬到楼房去住。

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我知道的那些民粹观点是不那么公平的。要保留胡同，要保**合院，要保留算不得什么名人的故居，要保留什么旧戏楼、旧会馆、旧客栈、旧建筑物的朋友们，他们都住在新建的住宅区里，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不亚于五星级饭店客房的标准，却忍心叫普通老百姓继续挤在大杂院里，像罐头沙丁鱼似地生活，以体现古都文化面貌。

当然，应该有选择地将古建筑保存一些下来，因为，建筑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那只能是很少的，具有相当典型性质的建筑物，不能够是旧就好，就动不得，活人得给死人让路。如果说北京人最值得保留的古老住宅，自然要数周口店猿人居住过的那个山洞，但是，让时下那些强烈的复古主义者，搬到那山洞里的话，恐怕他宁肯上吊，也不会在那里安居乐业的。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民文化物质生活的改善，居住条件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拆掉旧房，另盖新屋，这是毫无疑义的。而未来住宅的趋势，只能往更完善、更舒适、更美观实用，更符合现代人精神的大方向发展。四合院的建筑思想，凝固着农业社会那种自我封闭、与世隔绝

的封建精神，被历史所淘汰，被推土机无情地推向垃圾堆，被新型的现代工业社会建筑物所替代，是一点也不值得惋惜的。

北京的四合院，无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深宅大院，还是“苍茫古木连穷巷”的胡同人家，门户永远都是紧紧关闭着的。我最初从上海到北京，对这个现象很觉新鲜；后来，才明白，这就是四合院人家的风格。其实，读宋人诗，如苏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如王安石“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如刘攽“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如李清照“枕上诗篇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可以得知至少在宋代，家家户户并不都是“雨打梨花深闭门”的。

所以，中国人如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直到今天，这种“四合院心态”，还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健康。

我于1949年的秋天，来到了解放后的北京，自然也就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住得较好的，院里种了西府海棠，春天开放的时候，满院显得格外的亮丽；住得较孬的，全院共用一个水龙头，一到三九天，水管一冻，人人没辙；住得较大的，据说为“十三号凶宅”，其实也就不过院子套院子显得阴森而已；住得较小的，一明两暗三间东倒西歪的屋，我也是住过的。住了那么多种四合院，体验下来，虽有高低之别、好坏之分，但那方方正正的结构，坐北朝南的位向，上尊下卑的次序，内高外低的级差，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种典型的体现封建社会等级观点的建筑物，自成一体的“小院昨夜又东风”的独立状态，“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我封王、妄自尊大，很带有一点封建制度下诸侯分封的特点。

一条胡同里，有若干独立的四合院，有的院独门独户，有的院数家共居。除了居委会，也就是被诟为“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检查卫生，扫除四害，敲门进户，察东看西，各个四合院之间，院内的各户之间，都本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大家保持着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串门走户”，“说东道西”，“伸头探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北京的胡同人家的语言系统里，不能算是褒义词；相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井水不干河水”，才是四合院里居民敬奉的最高原则。

汉字中有一个“囿”字，住在四合院中，对这个字体会最深。四合院就是这样一个方框，方框里什么都“有”；因此封

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由于封闭，便免不了保守；由于保守，自然也就狭隘；由于狭隘，对四合院外的人和院外的事物，必持一种疑惧的态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疑惧的结果，就会拒绝，就会不宽容，就会偏执；最后以至于排他、排外，这就是住得太久以后，潜移默化而成的“四合院心态”。

王蒙曾经写过文章，说他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多么惬意的所在，院中有枣树，树下有荫凉，可以做健身，可以打乒乓，但他最近还是搬到楼房去住了，有一次见他询问他对于新居的感觉，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十年代，我有幸住过几处四合院，总的感觉不佳。最让我捏鼻子的，是厕所；最令我伤脑筋的，是来去自由的猫和耗子，以及说得出名目和说不出名目的昆虫；最叫我不敞快的，是普遍的采光不足；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是这几处四合院的安全设施，那大门上的顶门杠、门栓和暗藏于门栓内的“消息”，以及没有电铃以前的“拉铃”，让我感叹老北京人的工于设防的心计。所谓“消息”，相当于现代的暗锁，全木制，极精巧，复杂的机窍，构思的巧妙，真难为前人琢磨得出来。不过，在佩服古代木匠聪明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礼貌谦恭的北京人，对于院外一切的那种十分在意的警惧心态。

早些年，要是一位不速之客，访问四合院，站在门口敲门，里面是听不到的。这时，必须拉动门上由一根铁丝系着的小木条，院子里的小铃响了几声，才有人走出来。别以为主人马上会开门，必须在门缝里将来客“验明正身”后，才打开“消息”，拉开门栓，启动大门。这千万不要奇怪，要是了解中国人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下数千年，过惯了不靠人、不求人也不希望别人靠、别人求的自给自足、独善其身的日子，对四合院那道紧闭的门，也就坦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