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即使在凄苦的日子里，也会有难得的温馨。

对一个差不多失去一切的人来讲，哪怕这种深秋里的暖意，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也是极其宝贵，值得珍惜的。虽然只是片刻的宁馨，但在这个人的记忆中，常常起到砥砺的作用，是难以忘怀的。正如李商隐那首《无题》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每当想起来这些往事，就会有一种期待、一种鼓励油然而生。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很可能忧患重重、苦难频频，但我坚信，没有走不出的绝望低谷，没有受不完的无尽厄运。所有的快乐，所有的痛苦，都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或甜美的、或艰涩的“昨夜星辰昨夜风”。

想到这里，也就豁然。

没有在大山里迷过路的人，很难想像在抬头不见天日的密林中，见到满天星斗时，那种得以生还的希望，那种重新有了支撑着往前走去的信心的一刹那间的感触，这就是活着是件多好的事，要活下去，活下去，便是那仿佛昨夜的星辰，留给我一生的启示。

每当想起闪烁的满天星斗，于是，那满岭满谷的云雾，那晓风残月的山乡，那炊烟缭绕的农舍，那坎坷难行的小路，那层层叠叠的梯田，那鸡鸣犬吠的苗寨，那衣裙飘曳的少女，那余韵悠远的村歌，以及鹁鸪的啁鸣、秧鸡的呼唤、粑粑的香味、水碓的声响，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一幅水墨画——苗乡秋色，是那些年里最能使感知人间亲切的图画。

也许，越是接近自然的人，也越是率真，越是远离尘嚣的人，也越是拥有一份无矫情的善良。我所结识的那些连县城都没到过，连普通话都说不大来的，深山密林里的苗族同胞，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朴的百姓了。

李义山在他的这首题名《无题》七律中，那名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然是诗人爱的感受。但这种无须语言阐述的境界，也是我在苗乡时，和那些老乡交流中的切身体会。如果没有乡亲们的那种关护、同情，没有那种值得一个人在世间活下去的温馨、真情，没有那种无言的然而在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支持、鼓励……面对周围虎视眈眈的“革命”者的永无止境的撕咬，我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那个十年里，当我被斗争搞得穷于应付，搞得疲惫不堪，只有在苗乡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中间

，困顿之极的身心，得以宁静一会儿，憩息一会儿。人，最好不要倒霉，然而，一个人，要不想倒霉，又谈何容易？倘若你比较地正直，又比较地不聪明，既不善于避开来势凶险的大张挞伐，又不会，也不肯找一个替死鬼把他推上断头台，自己得以脱滑。那么，你就难逃一劫，说不定永劫不复。

其实，我也发现，命运蹭蹬，已是常事，大多数人都不能幸免，不过初一和十五之别罢了。只是一下子打入“另册”，由人变为非人，由“人民内部”成为“敌我矛盾”，那种失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加之又有一些聪明的人跟你过不去，或者很过不去，把你踩在烂泥里，还倒上一桶污水的时候，所有你的同事、朋友，一下子来不及地远离了你。你所接触到的目光，无不异样地充满敌意地打量着你，那日子就变得相当相当地难熬了。

那时，我在贵州的山区里，一个新建铁路的工地上“劳动改造”。一次偶然的事件，在晚秋的丘陵地带里，并不是很稠密的树林里，竟迷失了方向，差一点点也许永远走不出来。其实，我是不怎么相信“人性恶”这一说的，但是，一旦，人性的恶因素被释放出来，在那个把捉弄人当做游戏的十年里，将我这样一个“另册”的人，丢在这个荒无人烟的长满次生林的山丘里，扬长而去，留给你足够走上一夜一天的山路回到工程队，也是一种很优厚的“虐待”了。尽管他们告诫我，找根结实的打狗棍，免得碰上林子里蹿出来的野物。

这一点，我倒坦然，这里山并不高，林更不密，凶猛一点的野兽，无法存身。何况由于修路，开山放炮，早将它们吓到更深的山林里去。相比之下，动物的恶，与人类之恶，似乎还要来得直接些，不弯弯绕，不假惺惺。它们残忍，但不伪善，它们挑衅，但不装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觉得这些有可能攻击人类的动物，要比想方设法让你活得不自在的人，坦荡得多。吃你，就是吃你，不那么恶到吃你的同时，还要你被吃是心甘情愿，而且，吃你的同时，还要消遣你，让你没完没了地痛苦。

事后想起来，在那个十年里，许多花样百出的整人名堂，实实在在是人类恶之大发作、大表演。

**逃跑了，折戟沉沙，温都尔汗，其实这本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但一级

一级地内部传达下来，鸡毛令箭，层层加码，传达的这个行为本身，倒弄得比传达的内容还神秘。到后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基本上等于全民都知道了，这位副统帅摔死在沙漠上了，还要神乎其神地搞成绝密的样子。于是，传达演变成一种仪式。谁有资格先听，谁有资格后听，谁有资格小范围听，谁有资格大范围听，便成为某种精神享受的待遇。听了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先听这个事实，脸上立马挂着一副优越，也能快活上好几个钟头，好几天。这一方面是中国人特别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中国人但凡发现有一人不如他的，就会得意，就会狗脸生霜，就会对不如他者作威作福。

于是，像当时我这样没有资格听的，便是等而下之的贱民了。

中国的许多无聊和残暴，都是由此产生，我看到我那个施工小单位，舍我以外的百把个人，紧急集合，都拉到荒山野岭之上，四周布满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煞有介事地在听支部书记传达这份中央文件。显然，这种森严壁垒的防范措施，只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当时国内外的敌对反动势力，再奔波也不会到这荒山野岭、穷乡僻壤，来窃取这个情报的。不知哪位革命同志出了个主意，若是将我弄到一个距离较远，一时半会儿怎么也走不回来的地方，那他们学习讨论，就可以不必忌讳泄密了。

于是，半夜里，把我叫醒，上了一辆蒙着篷布的卡车，也不知开了几许路程，让我下车。然后，于黑暗中，那车又颠簸着离去了。我一个人不辨东西地直坐到天色微明，才辨别出是废弃的采石场工地。

因为他们料到，如果我不傻到非饿死在这荒山里的话，就只有乖乖地往回走。时间都给我计算好了，抄近路，也得一天功夫，顺大道，两天也未必走回单位。而且，他们料得更准的，如同在一个无形的牢网之中，我无论怎样挣扎，也休想扑腾出这份严密的控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回去继续接受这份“劳动改造”。因此他们相信：第一，我不会跑掉；第二，我必然要有求生的本能；第三，如果真是出意外，那是我的事，一个大活人，会摔死在崖坎上？会淹死在河沟里？会被山里的狼或者什么野物吃了？

人把人不当人的最残酷之处，就是从折腾别人、制造痛苦中取乐，而且还能心安理得。

贵州的山，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或碧绿青葱，树深草长，或层层梯田，水平如镜。我一面走一面恨我自己之软弱，是脚尖朝着我不愿意的方向走去，而不是脚跟背对着远走高飞。为什么就没有那股悖谬的勇气，偏不按他们规定的道儿走？干吗要就范呢？至于杀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