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淛《五杂俎》：“今之**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为生的**，只要有进行**易的行业和场合，**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和妓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淫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
**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闬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官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风气，这东西，一旦形成，便会左右社会，左右人的意识，作家也不能例外。我记不得是公安三袁中的哪一位了，竟认为**能给予离乡背井者灵肉满足，实在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为之论证，振振有词，颇理直气壮的。这也就是一代人说一代的话，一代作家写一代的作品。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亲历过来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尝试，三十年代的拓展，四十年代的跌宕，五十年代的惶恐，六十年代的矫情，七十年代的伪善，从作家的话语中，大致可以揣摸出那个时代的大致脉搏和基本面貌。
所以，明季中后期，文人的不护细行，令人不敢恭维。戏曲家何元朗，能够当场脱下**王赛玉的绣花鞋，作饮酒的杯托，传行席间，先嗅脚味，后品酒香，划拳行令，这种变态的恋物癖，近乎下作。大文人王世贞还作长诗，以记其盛。视**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动，便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所以，万历十二年（1584）甲申十一、二月间，汤显祖的长诗，《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径直写到他朋友的私生活，坦白道出他的男女性伴侣，全无顾忌：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宕跌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机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对屠这种与同性、与异性的**苟且，虽说不上是赞美褒扬，但没有任何责让和不以为然的口吻，恐怕是时代风气使之然耳。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
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没有《***》，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