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变法之初，苏轼在政坛上，与王安石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如果，王安石只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日子也许好过一些。如果，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也无妨的，只要在文学的量级上略胜苏轼一筹的话，大师的麻烦会有，也许不至于这样一路倒霉下去。

但王安石之所以十分在乎他，百倍提防他，想方设法压制他，用尽心机排斥他，我认为，是文人的嫉妒心理，使得这位权臣，不但将苏轼视为变法之敌，更视为文学之敌。一直到最后，他下台了，他的余党，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还搞了一次***，想借神宗的手，要砍掉他的脑袋。所以，文人相轻，只是斗斗嘴皮子的事情，而文人相嫉，就很难预料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双峰对峙的局面，是经常出现的。

由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嫉妒在起作用，等量级的文人能够成为融和并辉的双子星座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凡势均力敌的两位文人，同时出现一条地平线上，必然要参辰卯酉，互不相能，不是彼此作对，就是互为仇雠。

而其中的某一方，小人程度高一点者，必然要拉帮结伙几位

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低于自己的二流文人，为左膀右臂。然后，****们，又网罗联络若干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更逊的三流和四流文人，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学圈子。说实在的，“乌台诗案”中的打手舒亶、李定之流，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如时下文坛上那些立足未稳，探头探脑，乱抱粗腿，见神磕头的小玩闹而已。但别忘了，舒亶是一个擅长小令的词家，李定也是与作《梦溪笔谈》的沈括，经常唱和的诗友，也是冠盖斯文，骚人墨客之流，求名之心，争胜之意，对于名震海内外的苏轼，那由嫉而恨，由恨而整的感情，与王安石是一脉相承的。

别看这些蚊子小咬，臭虫跳蚤，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其骚扰的讨厌程度，也是挺令人头疼的。苏轼遭遇的这次“乌台诗祸”，在中国文祸史上，是个异数，是件很不典型的案例。因为，历来文人的厄运，或关或杀，或流放或充军，都是先把皇帝老子惹火了，才有整肃文坛之举。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明清之际的***，无一不是皇帝在起主导作用。也许，有人告密，有人出首；也许，有些流言蜚语，有些****新动向；也许，皇帝老爷子觉得文人屁股翘得太高，对他不敬；于是，或小试牛刀，或大开杀戒，总之，是皇帝在玩知识分子。

这一次，却是这四位其实也一把胡子的“少年鸡”，加上那似乎不应是小人的沈括，联手起来，要除掉这位大师。他们急了，要是这棵大树长到顶天而立的地步，还有他们的活路吗？小文人要算计起大文人来，那绝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将刀一直攮到心窝里，使其立即毙命的。

***，***，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罪证来送进牢狱。

舒亶，是行家，在列数苏轼罪状后，说：“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建议神宗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李定，明确提出苏轼该杀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以上均引自《乌台诗案》）

沈括，也是一个很能出卖朋友的家伙，据《年谱》：“括先与先生同在馆阁，先生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先生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即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后李定论先生诗置狱，实本于括云。”由此看来

，受神宗之托的老朋友都靠不住，那么，苏轼出狱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觉悟，不和你们玩了，说明大师通过这次教训，对他身边小人的认识，可谓既深且透。

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元丞相脱脱著《宋史》，在《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抓住了这位诗人一生倒霉的本质的：“（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在这种忌恶挤排的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那几位文人型的小人，对于东坡先生才能之大的嫉妒，声名之大的敌视，成就之大的反感，影响之大的抵触，以及他自谓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达到自由王国的快乐之大，简直到了切骨仇恨的程度，因此，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只有一个字：“杀！”

幸好，宋神宗赵顼，还算清醒，刀是举起来了，但没有落下来。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赵姓皇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而宋授欧阳修、范仲淹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司马光、王安**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已成为豪门大户，贵族人家，对于文明的趋附识鉴，对于文化的感知呼应，对于文化人的亲和凝聚，是那些农民或*****为帝王者，所不具有的。因此，无论这几位卑贱小人如何鼓蛊，如何煽动，如何上纲上线，如何夸大敌情，神宗就是不上轿，就是冷处理，就是要将这个人犯，处于他的特别保护之下。

要是换个皇帝试试，苏东坡早就没命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一中，这位出狱的乐观主义者，如此写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吵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中国文祸史上，乌台诗案，是惟一以喜剧收场的***。如果，那些小人得手，如果，神宗真的被激怒，如果，中国文学没有了苏东坡的话，这座壮丽的文学华厦真有坍了一角的感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