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些论理应该忘记，但又不能完全忘记，已经湮没了太久的故人旧事，有可能浮出水面。只是可惜，桃花依旧，人面何处，就不能不令人怅惘。我不知道萧也牧这个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记起。他可以说是全国解放以后，第一位因作品受到批判的作家。假如这也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话，我想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荣光”。我党对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早已有之，上溯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都是榜上有名的。但建国以后，萧也牧却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
如果说，杜甫写诸葛武侯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句，是对未能施展抱负和才华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惋惜，那么用之于萧也牧，当无不可，这颗过早陨落的流星，真使我们叹息不已。如果不是命途多舛，蹭蹬半生，按他所展现出来的创作实力判断，绝对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至少不弱于，或者，略胜于那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同辈，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他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才带来一丝不稳定的春色，便遇到了建国后首次文艺整风的疾风暴雨。于是，他还未来得及写出锦心绣口的文字，那“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落英缤纷、狼藉凋零的局面，便将他的才华彻底埋葬了。从那时起，这也是****的必然，中国作家的命运，便系于作品的命运。常常因为作品的被批判，作家也就跟着一败涂地，萧也牧的文学生命力，尤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一棍子打下去，便永劫不复，再也直不起腰来。这类徒唤奈何的终身遗憾，就成了此后许多作家难以逃脱的伤心史
。
也许，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让后来人获得教训。像我，当时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初试笔锋，不也搭上五十年代的“**”末班车，从此碧落黄泉了吗！但幸运的是劫后余生，我们赶上了“**”以后的新时期文学，而萧也牧没能熬过****，便是永远的沉没。
前不久，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选一部《中国短篇小说五十年集》的时候，回顾半个世纪来林林总总的创作，老实说，在审视***成立初期的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图解政治之作，屡屡被那些不忍卒读的小说，搅得昏头涨脑之际，萧也牧发表在1950年1月份《人民文学》杂志上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能不说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佼佼之作，即使五十年后读来，那种温馨的情调，细腻的笔触，内心的探求，人性的描绘，还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在那里，我们读的是人，而不是荷载革命的符号。
我回忆起五十年前翻开这期刊物的体会，那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对解放区文学，如同看那四个吊兜土布军服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一样，浑身上下，只有一种色彩，那就是革命。但是阅读经验告诉我，这篇跳出解放区文学模式的作品，与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外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有更多的共同点，接轨处，不禁颇感意外了。初读时，真有如见故人般地亲切，这篇作品给爱好文学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小说是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
我想，如果那时的读者、作家、评论家和文艺界领导，有今天的这一份宽容精神，延续着这种大家熟知文学道路发展变化下去；当然，革命的，来自解放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实验，也并行不悖的坚持下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经五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令人鼓舞，不会出现十年“**”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个作家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的大笑柄。
然而，萧也牧像邻居家一只啼鸣得太早的雄鸡，不适时的行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里，肯定不会带来什么吉运的。现在读了缪、崔二君的文章，从他们所提供的背景材料看到，当时对萧也牧发起第一次批判的“积极分子”，主要是和他拥有同样革命身份的、同样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这篇在他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小说，使他们难以接受，而受到更多的青年读者欣赏，好评如潮，不胫而走的盛况，说不定益发激怒了他们。但是，选择这篇已经距发表时间一年有半的作品进行批判，人们显然难以理解，如果是一篇果然如此成问题的小说，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声严色厉的批判者都干什么去了？
很清楚，当1951年的5月，***发动了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政治运动，给他们一个可以发动攻击的机遇。萧也牧被当作牺牲品，送上批判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早就有目标，只不过没有等到适当时机罢了。不过，我猜想，运筹帷幄的***在运动初期，萧也牧的这篇作品，并未纳入他的视野。他对小说作品的宽容度，要比**，要比当时执掌文艺界的领导，显得从容不迫些。最好的例子，就是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不认为是大毒草，也不主张给王蒙划为**。当然，最终，***不会把文艺界或文学界的动向置之度外的，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但运动刚刚开始，最高决策者自有他斗争的战略部署，其批判的针对性很明确，是思想界、学术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论所指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像萧也牧这类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说，离反动尚远，并不在批判的范畴之内。但是，“积极分子”们所表现出来的特别高昂的斗争热情，引起最高***的注意，文艺界的批判便由边缘地位推到了运动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的主角，是萧也牧，随后，全面铺开，引发了一场对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批判的运动。
第一个吹响批判大进军号角者，是《****》刊登关于《武训传》的“社论”两旬以后，即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正式对萧也牧创作倾向进行点名的直接批判。批评了作者进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认为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按照历来政治运动的规律，批判对象确定以后，那些更多的庆幸自己未成为批判对象的人，便要努力做积极分子。在知识分子群中，面临这种只有痛批才能自保的严峻时刻，有人说违心的话，有人做违心的事，便是不以为奇
的了。而且，很快就能找到解释的逻辑而若无其事，而心安理得。所以，如火如荼的批判，急风暴雨的斗争，像舞台一样，提供给参与者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个别知识分子的两面性，投机性，庸人哲学，苟且主义，形成的某种人性上的扭曲和畸裂，以致穷凶极恶，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扩大化，殃及无辜，制造冤假错案，产生许多悲剧的根本原因。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冯雪峰，为什么会在稍后几天的《文艺报》上，发表化名为“读者李定中”那篇文章。这篇《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光题目的口气就够吓人的，仿佛作者举着胳膊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至于吗？具有相当文学水平的冯雪峰，会不懂得，只不过一篇小说嘛！但“严厉批评和火爆热辣的意见，引起文坛震动”。同时，对陈涌文章也批判，指责为“软弱无力”，这也是政治运动中常常出现的怪圈，“左”会遇上更“左”，更“左”会遇上极“左”，最后就只能以“左”得丧失理智，不可收拾而告终。
现在，已弄不清楚冯雪峰雷霆万钧似的化名出击，是他觉得这样违心之言，与他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呢？还是他认为自己“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党内身份，对萧也牧的威慑力过于强烈，而使他经受不住呢？我真心希望这位文学前辈，当时抱有的是后一种想法，但愿如此。
紧接着，在延安整风时期就领教过口诛笔伐的丁玲，那时尝够被动挨批滋味，尝够不公正待遇的她，现在转而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人，也很难理解这位文学前辈究竟所为何来？我想她在三十年代，是文学创新的勇士，其实应该能够体谅萧也牧的文学尝试，即使真正错了的话，也是艺术探索中的无心之错，他不过希望解放区文学有一点突破，但他不可能奢望自己在新中国文学萌芽期，能有力量去制造一种与党对立的倾向，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一点。
应该说，曾经在延安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她，好像能够设身处地为萧也牧的孤立无援，众矢之的，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局面，想一想才是。这种不知道明天，不知道下场，甚至不知道上天该怎样惩罚他的痛苦处境，她是有过亲身亲历的体会的呀！但想不通她执笔为文，站到这次批判行列中，目的何在？出于捍卫文学的革命性，义愤填膺？还是出于求得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好的表现？或是出于她领袖群伦的指导欲望不宜保持沉默？在《文艺报》上，也发表了她的批评文章，题目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致萧也牧的一封信》。
这是一篇定性的文章，等于是一纸判决书，给萧也牧画了一生的句号。经过这样剑与火的“洗礼”以后，他成为一只不再唱歌的鸟，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之中，在文坛几乎不为人知。虽然，他在嗣后的编辑岗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几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他付出的心血；经他编辑出版的工人作家的小说集，都有他未署名的精心撰写的编者前言；他还培养出来一些相当有水平的年轻编辑……但他始终努力使所有的读者，遗忘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直到“**”当中，终于在迫害中屈辱地死去。
因为编这部《短篇小说五十年集》，收入了他的《我们夫妇之间》，按照体例，文前刊有他的小传：
萧也牧（1918—1970），浙江吴兴人。曾就读于吴江大学附中，1937年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先后在晋察冀边区牺盟会五台山中心工作，做过地区报纸《救国报》、《前卫报》编辑，担任过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相继在北京、天津工作，发表了《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被批判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主要著作有《萧也牧作品选》。
所以要把这份小传抄录在这里，也是出于对这位赍志以殁的未得施展才华的作家的敬意和纪念，斯人已去，文字长存，他和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我想是不会抹煞的，因为这是和一段文学进程联系着的。
我想，用秦兆阳的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也许最能代表人们怀念萧也牧的心情了：
“呜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牛，殒如风中之烛，未竭忠诚之心，遽遭无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后我知汝而难通款曲。每念及此，怅惘而痴。但愿历史教训永志不忘，历史遗毒立即消亡。”
顺便说一句，1951年，那些最早对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讨伐的“积极分子”，到了1957年，角色互换，不幸又成为别的积极分子进行批判讨伐的对象。
老天爷也真会开一些很残酷的玩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