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有时也会开一些残酷玩笑的

一

清代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里，有几则关于当时文人活动的笔记，很有趣。

其222则《吴俗三好》，曰：“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王渔洋在康熙朝，是文坛领袖；官场也很得意，做到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好了得的。因此，文人意气，加上首长意志，加上法官意识，一旦激动起来，就会习惯性地以权势而非文人的口气说话。幸亏玄烨不曾授予他这把斩马剑，否则，不知江南地方该有多少颗士子的脑袋，斩于这把剑下？

康熙本人相当欣赏他的诗作，录三百篇，曰《御览集》。皇帝为作家编书，这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极高的褒誉了。记得郭老晚年，唱和领袖的诗作，连篇累牍，甚是卖力；可未见到***对其作品（除了抗战时期的《甲申三百年祭》外），有什么只言片字的称道。相反，倒有“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之类的讽喻。王渔洋则不同，诗写到被皇帝亲自编纂的地步，那还了得，有了这份殊荣，他不想当官也不行了。于是，翰林院侍讲，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一纸一纸的委任状颁发下来，升官加饷，晋级提职，终于达到士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了。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文人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所以，一个个苦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为之孜孜钻营，削尖脑袋，为之苦苦奔走，洞穿鞋底，博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也就不枉十年寒窗了。直到今天，仍旧是很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要在各级文联作协担当一个职务吧！当代作家心气比较高，文而优则仕，其目的不仅仅当个什么玩意，而在乎当了什么以后，追求那羊群里的骆驼，高人一等的感觉，立刻与原来论哥儿们的作家，不一个成色了。前排就座，学问见长，指手画脚，像模像样。当上了官，自然水涨船高，作品容易发了，书籍容易出了，自己也认为确是文坛扛鼎之辈了。当然，谁也不会相信，官位到手，学问就大，大权在握，文章就好，职务提升，才气就高。然而，他偏这么以为，捧臭脚的果然也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代版《笑林广记》了。

所以，一个三流作家，或因缘时会，或风云际会，或瞎猫碰上死耗子，坐在过去应是一流作家坐的位置上，不等于就是一流作家。因为我们看作家，是看他的脑袋，不是看他的屁股，他屁股就是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作品该屎还是屎。但是，这些人的自我感觉的错位，也真是让人痛苦。一下子，琴棋书画，全会了；一下子，上下古今，全通了；一下子，吹拉弹唱，也不外行了；一下子，东西南北中，到处可见他抓住麦克风，哇啦哇啦说得地动山摇了。这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哀。

每当遇到这样的壮烈场面，我禁不住想起莎士比亚说过的警句，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金子；想起鲁迅先生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的至理名言；想起艾青先生嘲笑过的，“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那些明公；当然也会想起如今很不吃香的斯大林早先说过的一句名言：职务提升了，不等于智慧也增加了。母牛下犊以后，自然会生出**，但作家当了官，工资也许增加，才华是不会增加的；作品可能好出版，但不等于是好作品；评论或许要多一些，出镜率或许要高一些，那是冲着他身上的黄马褂而去的，一旦剥掉了这张皮，照旧狗屁不是。

可在清初诗坛上，王渔洋当之无愧的，是绝对的一流诗人，他力避公安派的俚俗，竟陵派的纤仄，倡“神韵”说。在文学史上，凡能提出一种使别人“翕然从之”的文学主张，都非等闲之辈。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此论对清代初叶的诗风产生过影响，说他是清初诗坛执牛耳的一代文宗，不算过分。王渔洋靠他货真价实的作品说话，底气充沛，有恃无恐，**恣肆，毫无顾忌。他拥有这份资望、身份、地位，可以对他不喜欢的社会风气，不赞成的时代潮流，加以抨击；抨击不灵，加以棒喝；棒喝无效，祭起尚方宝剑，对作俑者严惩不贷。

王渔洋对“作俑者”很反感，挺有道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常用来比喻一件不好事情的带头者，或一种不好风气的提倡者。查这个词，语出《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渔洋的论点，孰是孰非，姑置勿论，但他将批判锋芒直指“作俑者”，却是很有识见的行为。在《郎潜记闻初笔》这部书中，其511则《长生殿传奇》，和54

1则《盛名为累》，看看这两则记闻中的“作俑者”，就可知道这类带了一个坏头的人，是如何令人厌恶了。

一，“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二，“国初，庄廷、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在《郎潜纪闻二笔》里，其300则，说得更详尽些：“明相国朱文恪公，尝作《明史》。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在清代的***史中，前者，是小事一桩，后者，株连之广，也算一件要案。文人们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触怒当局，弄得龙颜大怒，而招灾惹祸，一般都是有“作俑者”揭发在先，皇帝老子才会动手在后。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关注诗人作家，但是怕人提醒、告发、打小报告、咬耳朵根，那可就要捅马蜂窝了。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和看戏的“某给谏”，本来就懒得凑热闹，正好，不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假如，那天晚上，他应邀出席了，不但与剧作家洪昇交流创作心得，谈得兴起，还与优伶们格外多干了几杯，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试设想一下，他要不想扮演始作俑者这个角色，皇帝想找事端，也挑不起来。如果，我们若不把打小报告的“某给谏”，想象得太卑劣的话，他一定要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啊，首演啊，碰头见面，互致问候。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也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之类吧！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某给谏”得知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由于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以酒浇愁，最终也因酒醉落水而死，他会不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吗？否则，这位写《长生殿》的洪昇，不知还会写出多少传世之作呢！

而那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了。如果他拿到这部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作俑者”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可怕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这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摆平了，因为出

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主。第二次又跳出来告，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旧朝，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太恐怖了，我想我们也难免会碰上的。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捋胳膊挽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庄、朱二人，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以为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来显出学术品位，二来在市场上好卖。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夹紧尾巴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皆做了刀下之鬼。

重提《郎潜记闻》里的陈年往事，那位使许多人掉了脑袋的吴之荣，罪不容贷，即使千秋万代以后，也是要被人诅咒的。而那位“某给谏”，即使往好里想，他或许并不打算把事情搞到这种不可收拾的程度，但洪昇和众人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那真是太巨大了。冲这一份可恶，我忽然觉得王渔洋想要一把斩马剑，诛作俑者的愤慨，倒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二

就在读《郎潜记闻》的同时，缪俊杰、崔道怡两位老朋友的一篇重头文章《风雨文坛反思录》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其中提到的***文坛第一案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那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萧也牧，使我浮想不已。不过，这实在是挺沉重的回忆，一点也不那么有趣了。

马克思说过：“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一切都只能视作不完善的必然了，但是经过五十年岁月的沉淀，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是到了过去种种的幼稚、浮躁、浅薄、狂热，应该渐渐被沉静、理智、求实，以及历史的辩证法所代替的阶段。公道自在人心，这说法也许不甚科学，但研究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有人坐定下来考虑写文学史的问题，或者，将以前写过的文学史，如今觉得有必要重写的时候，我想，这是文学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