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他伎能，不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的邓通；

如“武帝为胶东王时，与王学书相爱。始时，常与上共卧起”的韩嫣；

如“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的李延年；

如“以外亲亲近，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放常与上卧起，俱为微行出入”的淳于长；

如“常与上共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的董贤。

据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附文，除上述诸人国王风雅弄臣凑趣外，荦荦大者，尚有高帝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这些汉代的佞幸弄臣，都是与帝王“共卧起”的同性恋伴侣。

由此可见从周秦起到明清止的历代王朝中，以情以色侍候主子的佞幸，曾经是一个很发达的行业。这些以色侍人的弄臣，为赢得主子的爱幸，讨得主子的欢心，其行为之不耻，其人格之卑污，其为民众之所不齿，其顶风臭四十里的名声，以及可想而知的后人责难，他们是毫不在乎的。只要能在权力的盛宴中分一杯羹，那丑恶的嘴脸，狼藉的恶行，无不令人发指。

严格地说，西方的jester也好，fool也好，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弄臣，靠嘴上功夫，逗得帝王开心，停留在搞笑层次，比较低档。中国帝王之豢养弄臣，可以上溯至纪元前数百年。司马迁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写作《史记》时，耶稣尚未降生在马槽里，又隔了几个世纪，巴黎的贵妇，仍盛行在马路上随便小解，将裙子一撒开，蹲下来就把事办了。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别看现在人五人六，那时，恐怕连弄臣的概念还不具备咧！

所以，继滑稽、佞幸两类弄臣以后，以美文颂德，以华章炫饰，获得统治者的赐赏和褒奖，以辞赋，以诗词，以文章，以论著为主子服务的第三类弄臣，算得上是我们耍笔杆子的翘楚之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许多人，虽为弄臣身份，但却是文学的扛鼎人物。当屈灵均为楚怀王所宠幸之时，当司马迁为汉武帝所重用之日，那时的欧洲，男人穿树皮鞋，女人戴贞操带，才走出茹毛饮血

的原始社会，刚踏进文明世界的门槛。对于文化或文学弄臣的觉悟晚，起点低，望尘莫及，是不足为怪的。

在魏玛公国，文学大师歌德，作为伯爵、伯爵夫人、伯爵小儿子的枢密顾问，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弄臣，雅一点，叫做词臣。

恩格斯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有一段精辟的议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　Plaisirs（一些无聊的欢乐）。”这是发生在公元十九世纪的事情。在中国，公元前一世纪、二世纪，如屈原、宋玉，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如邹阳、枚乘，早就是正式领薪水的“文学侍从”，或受皇帝王侯雇佣的“御用文人”。司马相如在长安不得要领，梁孝王来长安，把他招聘去做词臣，后来王死，失业，又回到首都，通过狗监杨得意的这位下三烂的老乡关系，在汉武帝跟前说了几句好话，专业为皇帝皇后写赋去了。

第一类弄臣为侏儒，第二类弄臣为基佬，将文人划入第三类弄臣，不免难以下笔。这一点，司马迁很清醒，尽管知道这是辱没门楣，玷污先人，糟蹋名声，无颜见人的羞耻。但是，这又是无情的真实，他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老兄，说穿了，俺不过是“主上之所戏弄、倡优所畜”的玩艺儿罢了。

魏晋以前，中国没有独立人格和文格的文学家，他们只能依附于国君和贵族才能生存，惟主子之命，为文，为人，这是完全的“文学弄臣”。魏晋以后，三曹父子自己是文学家，因此，文学家可以不完全依附于一个主子。如嵇康，阮籍，何晏，虽然也做官，在文学上，却有相对的自由写作空间，不是你司马师让我写什么，我必须写什么，而是我想写什么，才去写什么，不专门为主子服务。从此，中国文学便有了在朝，在野，身处廊庙，还是放逐山林的分野。

但是，文人想在孔庙祭祀**上分得一块冷猪肉吃，成为宫廷词臣，仍是穷其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明清两朝，一位翰林院学士，能够混到武英殿为皇帝侍读，为太子侍讲，是做梦都会乐出声来的美事。讲罢功课，赏一顿工作餐，御厨未必肯为先生们认真其事地煎炒烹炸，但他们吃起来，比吃龙肝凤髓还过瘾，还荣耀。我们经常读到这类感恩戴德、肉麻而有趣的诗，文人之“贱”，有时也满可乐的。

中国封建统治，长达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弄臣总量，其中当然包括“贱不唧唧”的御用文人，加在一起，为数相当可观。因此，在谄君媚主的“贱”文化领域中，“马屁学”之登峰造极，“溜舔学”之深厚造诣，“无耻学”之发达蓬勃，一门“弄臣学”，始终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西洋歌剧《弄臣》中那位伯爵的弄臣利哥莱托，最后弄到“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实”，证明他“弄臣学”这一门功课，肯定是个不及格的学生。中国人本来就精，中国的弄臣，尤为精中之精。在敝国历史上，凡弄臣，像利哥莱托这样玩失手的笨蛋，几乎没有。至于屈大夫最后投江，太史公最后被腐，那是极个别的例外。谁让这二位不乖乖地当他们的弄臣，非要“拔份”呢？就如弘历斥责纪晓岚一样，你是什么东西，一个弄臣罢了，是朕的玩艺儿，竟然敢对朕下江南说三道四，摸摸自己脖子，是不是痒了？纪晓岚一见龙颜大怒，把头缩回去了。这两位还梗着脖子，那就只有吃“拔份”的苦果了。

但是，拥有数千年封建史，拥有大量“杰出”弄臣的中国，却找不出一部堪与威尔第《弄臣》相比美的专门写中国弄臣的戏，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我想，不是过去的艺术家低能，也不是当今的编导无能，而是中国文人的大多数，不是做了弄臣的，就是想做弄臣的。做了弄臣的，不想丑化自己，想做弄臣的，也不会往自己鼻子上抹**。即使真正觉得没戏成为弄臣者，也只是躲在床底，诌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类诗句，宣泄一点怒而不怨、哀而不愤的小牢骚，也不至于拿弄臣开涮的。万一哪一天，皇上想跟你切磋切磋诗词歌赋，来了一顶小轿，邀你进宫，抬进东华门里，爱新觉罗赐你爱卿平身，与你唱和，说不定赏你一个美女，纪晓岚就有过这份御赐的艳福。你骂够了弄臣，这时，你的脸面往哪里搁？所以，中国甭想找到弄臣戏看，也是一桩无可奈何的憾事了。

总而言之，为弄臣者不笑话弄臣，不为弄臣者也不必笑话弄臣，为弄臣者用不着得了便宜卖乖，不为弄臣者也无须嫉妒弄臣的吃香喝辣，因为，写作这一行业，几乎无规律可循，写作者的命运，也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立竿见影。为弄臣者不一定写不出传世之作，不为弄臣者也未必就能写出了不起的东西，为弄臣者太快活了也许只能写打饱嗝的文学，不为弄臣者不那么快活说不定倒能写出一点历史的真实。

他走他的路，你过你的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对文学史而言，后人不在乎你身份是不是弄臣，而在你写的是不是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十年之内有人看，是作不得数的，二十年之内有人看，也是作不得数的，百年之内有人看，千年之内有人看，那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是铁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一流，弄臣无妨，相反，你非常革命，你作品鸦鸦乌得很，最后大家什么都记不住，零，管个屁用？

现在有许多其实为零的作家，作煞有介事的大师状，觉得自己在文学史上已经不朽，真是可怜又可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