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为了寻找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更多的人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做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钳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人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磨耗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相，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罔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哇！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拣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概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基，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复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
菜市口大街上挂着的这颗头颅，直到乾隆上台，左都御史孙国玺才敢上书，认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枯骨中途，髑髅上悬，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亦有碍商旅行贩之交通……”这样，才恩准将这颗风吹雨淋，鸟啄雀粪，朽烂腐毁，形质不存的颅骨，择地掩埋。
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问世，介绍到中国，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年原封不动的大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