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是清初文坛的一位怪人，说他怪，就是此人好抬杠。
两个人，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但偏要将对方说服，争得面红耳赤，声高八度，甚至撸袖掏拳，口出恶言。老百姓管这种争辩过程，叫作抬杠。凡抬杠者，通常都是输了也不认输的坚硬派，有理要抬，无理也要抬的，人们对这些“死了的鸭子嘴硬”者，戏称为“杠头”。我们在生活中都有遭遇到此类“杠头”的体验，理他吧，一肚子气，不理他吧，照样还是一肚子气。
抬杠，常见于市井大众，知书识礼者不屑为，但毛奇龄例外，抬杠成癖，顶牛上瘾，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中国文学史三千年，像他这样总是非难一切，总是质疑一切，总是驳倒一切的“杠头”；甚至，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本来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一切，纯系为杠而杠的“杠头”，可谓独此一家，天下难寻。而且口气之大，足以噎你一个跟头。他说：“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所以，有清一代，对毛奇龄的学术评价，褒者贬者不一，说好说坏都有，但对毛奇龄的做人评价，其不可理喻的别扭，其无理取闹的争拗，其不肯服输的倔强，其彻底否定的逆反心理，咸持负面看法。
其实，毛奇龄之杠，成为当时和嗣后的争议话题，是那个尴尬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毛奇龄活到九十多岁，可谓长寿。第一，作为一个有学问，更有争议的文人，脑袋大过常人，当局很容易就摸得着；第二，作为一个反清没门，复明更没门的志士，头顶长过棱角，政府更不会将他忘怀。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康熙本人未必知道他是老几，但康熙身边的那些智囊，那些文胆，肯定知道他是老几。面对清统治者那愈来愈严酷的思想钳制，面对满洲主子日甚一日的文字狱恐怖政策，面对诸多文人动辄获咎一劫不复的政治打击，他采取这种活着一天，抬杠不已，健在一日，杠头如故的生存方式，未必不是精神解压的途径。尽管很招人非议，很令人讨厌，可老先生一直到死，毫无悔意。
因此，据我私忖，估计这位老夫子，对这种自我心理调适，大概很自得，甚至还窃喜他终于形成的招牌形象。
说白了，中国皇帝收拾中国文人的手段，虽然很多，但是中国文人应付中国皇帝的招数，似乎更多。毛氏的杠，旨在宣泄，意在排解，其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他最为脍炙人口的抬杠，莫过于发难苏轼的七律《惠崇春江晚景》了。
明眼人看得出来老头子是负气之作，谁都当作一则笑话，毛奇龄却正经八百地抬，得意扬扬地抬。也许中国人对于名人，通常很宽待，便纵容得这班名流信口胡嘞，不知收敛，高谈阔论，不着边际。你就看当下电视讲座上有的家伙瞎说八道，走火入魔，而居然被容忍，居然不抗议，说明中国观众多么有涵养。顶多换一个频道，不看那张肉脸，免得夜间做噩梦，也则罢了。要放在外国，不知该有多少电视机被愤怒的群众砸掉。所以，大概也只有在我国，类似毛奇龄“鹅不知耶”的屁话，竟然有好事者认真地记录下来。
苏轼这首诗，尽人皆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在清新淡雅，好在平白如话，尤其好在诗中的第二句，堪称神来之笔。西方人好说，“魔鬼在细节”（Devilsareiails），在文学创作中，一个精彩的细节，往往决定作品的成败。毛奇龄当然懂得，感知到春水温润的鸭子，是这首诗中的精彩所在，也就是所谓的魔鬼细节。可他偏要强词夺理；鸭子知道，鹅就不知道吗？
事出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二：“汪蛟门比部懋麟，尝诵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句。西河在座怫然曰：‘鹅讵后知耶？’人遂谓西河不知诗。余谓是句之妙，西河何尝不知，特其崛强本色，不辩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时火气，不许今人低首古人，何尝为解经讲学起见。”袁枚在《随园诗话》的卷三之九中，也述及“鹅不知耶”这句毛氏屁话，并大不以为然：“东坡近体诗，少蕴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诋之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是坡诗近体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此言则太鹘突矣。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鸤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一直到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时，对毛西河的抬杠犹耿耿于怀，干脆斥之以“卑鄙”，可见其义愤填膺之状。“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诗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
“何也？”回答很简单，不拿鹅来杠鸭，就不是毛西河的风格了。不过，陈康祺的“全是一时火气”，倒是点中了毛西河的软肋。
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群落中，毛奇龄（1623—1716）是毫无疑义的大学问家，在解《易》这一门经学研究上，其一家之言，具有扛鼎的权威性。然而，与他基本上为同龄人的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2—1682）、王夫之（1619—1692）、李颙（1627—1705）、吕留良（1629—1683）、徐乾学（1631—1694）诸人相比，他们无一不是铮铮佼佼，众望所归，出类拔萃，有口皆碑的饱学之士，而他却是属于剑走偏锋的野狐禅，半路杀出的三脚猫，加之在志节上，不及黄、顾、王之铁骨忠贞，磊落豪横，在人望上，不及李、吕、徐之高超俊逸，风格迥出。而在那个讲气节的年代里，人格的考量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个极自负、极计较、极介意的西河先生，很不被人视为这个大师行列中的一员，使他郁闷，因此，这也促成他不甘雌伏、不想认输、不愿落败、不肯费厄泼赖的性格，而变得不可理喻的别扭。
《清史稿》称他：“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部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都疑其作假。阎若璩专书疏解，力证其假冒伪劣，可毛偏要作《古文尚书冤词》力辨为真。《清史稿》说这个抬杠专家，“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若璩。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之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毛奇龄，不但杠同时代的顾、阎、胡等同辈，隔了好几百年的苏轼，因为这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照样挑动了他的逆反心理。
如果毛氏的“抬杠”，竟止于口角之争，也只罢了。此公岂但动口，脾气上来了，还会动手。据方浚师的《蕉轩随录》，有一次毛奇龄与李因笃论古韵，以博闻强记，名重于时的关西夫子，与顾炎武被视为当世可师之文宗，自然不甘示弱，于辩诘中竟使西河先生一时语塞。这位老人家哪经过这等挫折，始则恫吓，继则大怒，最终甚至施以拳脚，武力相峙，这简直大辱斯文。在大家的排解下，老头子仍一脸愠色，咆哮不已，未肯罢休，那样子，在座的人，肯定是想笑而不敢笑，脸上不笑，心里却又乐不可支。
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一《李天生之豪侠》条载：“李天生（即李因笃）检讨，性行忼豪，尚气慨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直之气。生平与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讲良知，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亭林在山左被诬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诉当事，而脱其难。在都门，尝与毛西河论古韵不合，西河强辩，天生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西河骇走。康祺窃谓天生古豪杰，其周旋亭林、二曲，不愧古人之交；其剑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气象。然以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穷，非劲敌如天生，恐亦不足以折其骄横诡之气，宜当时传为快事云。”
全祖望在其《鲒埼亭集外集》中，也说到这次先动口后动手的故事：“西河雅好殴人，其与人语，稍不合，即骂。骂甚，继之以殴。一日，与富平李检讨天生会于合肥阁学座论韵学，天生主顾氏韵说，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负气起而争。西河骂之，天生奋拳殴西河重伤。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闻者快之。”
毛氏的这种活到老，杠到老，一息尚存，“抬杠”不止的精神，直至乾隆年间，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时，大概仍是文坛的热点话题。
作为主笔的纪晓岚，在《总目提要》里，对他敬之、畏之，又无可奈何之，因为此公无论做学问，写文章，无论考据经学，发表观点，都“好为驳辨”，遂做了一个极精辟的总结：“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你说东，他偏说西，而你一旦说西了，他又说东。纪昀在评介他的著作《诗话》时，对他这种非人之所是，是人之所非的文学批评态度，也是不以为然的。“奇龄以考据见长，诗文直以才锋用事，而于诗尤浅。”认为毛之“所论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认为毛之“所论唐诗，亦未造唐人藩篱，而妄相标榜，如诋李白，诋李商隐，诋柳宗元，诋苏轼，皆务为高论，实茫然不得要领”。
应该说，纪昀对他的评价，相当客观：“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以余事观之可矣。”尽管如此，不能不郑重对待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他主编的《四库全书》中，收其著作达五十二种之多，作品被收《四库全书》，自然也是一种荣耀，以作家被收藏的数量计，他不数第一，也数第二。
在《四库全书》收藏古今书目中，名列前茅，也许是历史对他剖眼相看的一点。
我始终认为，他的抬杠，是他心理不平衡的结果。他的否定一切，一切否定的绝对态度，是他对自己期待过高，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些期待不仅难以落实，却处处碰壁。他认为他应该受到世人的尊崇，然而他又做出不被世人尊崇的事情，也就难以得到众口一词的推誉，于是失落，于是恼火，于是动口加之动手，于是天下人不中他的意，同样，他也不中天下人的意。
我很钦佩这样于书无所不窥，学识博大精研，笔锋无所不涉，才气汪洋恣肆，能够一辈子“好为驳辨”，贯彻始终的怪人。当代文坛上，“好为驳辨”者也有，但如毛西河淹古贯今的饱学之士，简直再也找不到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