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玄烨西巡。
十一月十五日渡黄河，经潼关、临潼，当日抵达西安。侍卫和近臣都劝这位旅途劳顿的皇帝，稍事休息。无论如何，到底是年纪奔六之人，应该将养龙体。但一路来，这位陛下圣猷独断，岂容臣工多嘴？他决定次日，也就是十六日清早，到沙场阅兵。圣旨一下，满城大乱。当地的督抚臬按，检巡府监，将帅校尉，以及参阅兵佐，整整一宿，谁也不敢合眼，忙乱得脚打后脑勺。幸好，中国人对付皇帝的最妙之术，曰：“齐不齐，一把泥。”只要大概其说得过去，就会给皇帝留下军容整齐，骑射娴熟的印象。特别是下了一条死命令，俺们老陕别的本钱没有，会吼秦腔不？会吼信天游不？那本官拜托众位，放开嗓子吼万岁，这是最能讨好陛下的手段。
果然，那一天，在演兵场上，骑着马的戎装玄烨，顾眄四望，目光所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地动山摇，几乎令渭水为之倒流，差点让终南为之余震，教玄烨好一个得意。再次日，也就是十七日，心情怪不错的陛下又下了令，恩免陕西、甘肃两巡抚所属地方当年钱粮，消息传开，当然让黄土地的老乡们喜不自胜。三天以后，也就是二十日，又下令陕西绿旗兵把总以上官各加一级，八旗兵将军以下，骁骑校以上各加一级。这一连串派糖活动，说明老爷子很高兴，也说明陕西方面上上下下着实下了功夫，卖了力气。
虽然还不到腊月，离过年还远，压岁钱倒先给了。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哄骗得皇帝老子开心，如何糊弄得万岁爷龙颜大悦，是各级官员首先要学会的功课。阅兵那天，玄烨看到万岁不离口，嗓子都喊哑的众军士，颇为感动，亲口对抚军博霁宣示：“朕历巡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未能有及西安兵丁者。尔处官兵俱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材壮健，骑射精练，深可嘉尚，慎勿令其变易。”
在一旁侍候的巡抚鄂海，虽是一位庸吏，拍马术还是相当精通的，听到圣上这番奖谕以后，自然也掩嘴偷着乐。不过，鄂海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双管齐下，文武齐抓，习惯于两手皆硬，是当今圣上的行事方式。武的，他已经检阅过了，文的，也少不了要审视一番。果不其然，圣上的眼神落在鄂海身上，显得有话要说。当时吓得他一激灵，脑门子沁出一层冷汗。清朝官员，对皇帝，一张口就是奴才，而隶属八旗出身的满洲官员，则尤其是奴才相十足。一到此刻，只有垂手侍立，双肩胁紧，竖着耳朵，一口一声地“喳”，恭听圣训了。
因为康熙一过潼关，就发出手谕，要召见盩厔县的一位名叫李颙的“处士”。现在，陛下查问鄂海的，正是这项安排。
李颙是谁？谁是李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是一道真正的难题了。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北学南学关学》条目中这样说：“国初，孙征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颙），为人伦模楷，世称关学。”三百多年过去之后，这位关学领袖，即使你到西安最繁华的鼓楼大街，挨着个地向当地人打听，我估计，十之八九，也不大会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向文联、作协的诸位贤达打听，十之七八，也未必能说得上子午卯酉。
有一年，我在西安，请教过一位文学界同行，如今在周至县，可还能找到李二曲老先生的什么遗迹吗？他看了看我，眼白多于眼黑。反问道，那该是与魏长生、刘省三同辈的唱秦腔的老艺人吧？他这一说，倒使我一时语噎，不知如何应对。对于陕西籍，甚或西北籍人士，酷嗜这门地方戏，到了偏执的程度，我最早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领教过的。民国初年，先生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赴西安考察，其中观摩易俗社的秦腔表演，那种非看不可，不看不行的热忱，让先生很有点吃不消的。于是，接下来，因无话好说，只好听这位文学界朋友，谈当地那些名流，谁和谁结婚，谁和谁离婚，谁和谁结婚又离婚，谁和谁离婚又结婚之类的花边新闻。
虽然结婚离婚已经如此之方便和轻易，说明后解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但我仍然觉得将这样一位在明清易代期间的广知博赡，著作等身，文章道德，世所共仰的大儒；一位与统治中国已经近六十年之久的清朝政府始终保持距离的文人；一位既未应明代科举，也未进清朝考场，全凭自学成才，苦学钻研，从六经诸史，百家诸子，到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无不烂熟于心的学者，人称“关中三李”的代表人物李颙，中国文人坚贞不屈的品格榜样，抛诸脑后，置若罔闻，忘了个干干净净，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历史并不要求你记住所有一切，这就是人类审视自身来历时的大度和宽容；而是希望你记住应该记住的，如果应该记住的都置之脑后，可真是问题了！
李二曲之所以被弘扬，被张大，被高山仰止到楷模、典范、先贤、大师的地步，因为公元1664年的明清鼎革，对当时的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次切肤之疼的深刻体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何止数十百次，从来没有像清人进关这一次，伤筋动骨、摧肝裂胆，几乎无人能逃过这场生死劫。且不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脑袋顶上的几根毛，也是决定性命的抉择。你要明朝的头发，你就不能要脑袋，你要保全这颗脑袋，你就得剃得光秃秃只留一根猪尾巴似的大清辫子。所以，在屠刀和剪刀面前，文人之降服变节者、软骨摇尾者、卖友求荣者、陷害密告者、无耻佞从者、投机取巧者、拍马钻营者、苟且偷生者，多得让人窒息，多得成为灾难。因此，一不应清政府科举，二不为清政府官吏，三不与清政府合作，四不和清政府来往，始终自居遗民身份的李颙，便格外为人景仰。人心是秤，公道自在，有清三百年间，海内不知二曲先生者甚少。而三百年后，西北那黄土高原，除了安塞腰鼓，除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可有一位撑得起“关学”这样字号的大学问家，独领一方，独开一面，也好让我那位西安朋友，不要一听到李二曲的“曲”字，马上先就联想唱秦腔的老艺人，显得乏善可陈的孤陋寡闻了。
大清王朝的皇帝，尤其这位圣祖，可不是吃干饭的，对这位“关学”领袖，印象不但深刻，而且历久弥新。“处士李颙，人好读书，深明理学，屡征不出，朕甚佳之。”最后两句圣谕，语焉不详，究竟褒呢，还是贬？让在场的陕省官员，摸不清圣上的底细。他们深信，“处士”一词，出自圣谕，那玄机和奥秘，就够盩屋县的李二曲吃一壶的了。一般情况下，未经科举，未获功名的读书人，自称或人称“处士”，是很正常的。而李颙，快八十岁的白头老翁，行将就木的前朝老朽，呼为“处士”，就如同对鹤发鸡皮、风烛残年的老妇，叫她小姐一样，听来不免牙碜。按说，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尚未释褐的老先生，便堂而皇之地“布衣”了。但玄烨不称他为“布衣”，而称之为“处士”，这就是统治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必然想法，你必须要成为大清王朝的良民。
别看鄂海一脑袋糊涂糨子，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那高度防范之心，滴水不漏之意，倒与圣衷不谋而合。他掰着手指数了数，顺治爷坐江山17年，康熙爷坐江山，至此也有42年，加在一起，大清王朝将近一个甲子。中国人五十年为一代，父生子，子生孙，李颙居然仍未改弦更张，另换门庭，继续当他的不入黉门的“处士”，继续做他的精神上的前朝“遗民”，所以，这次西巡，才生出召见这个花岗岩脑袋的想法吧？
他替圣上想，对于这个始终保持既不反抗，也不赞成的人生姿态，始终保持既不唱对台戏，也不随指挥棒跳舞的言行宗旨，始终保持超然物外，绝迹凡尘，独善其身，我行我素的文人品格的李颙，虽然一不生事，二不闹事，三不犯事，但陛下数十年打造出来的万宇一统，四海归心的大好局面中，有这么一个说不上是三心二意，可绝说不上是一心一意的死角，岂不让圣上有那种不够百分之百的遗憾嘛！
鄂海还真是揣摸透了玄烨的心思，陛下现在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绝对一统，是黎庶的完全归顺，是知识分子的心诚悦服，是大清天下的万古长青。四十多年前，他刚执政，也许不具有这样的自信，如今，屁股越坐越稳，江山越坐越牢，觉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是应该得到实现了。不过，圣人早说过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统治者追求完美、完善、完全，对多样、多元、多彩、多面的社会来说，这种原教旨式的洁癖，倒有可能成为升斗小民的磨难。老百姓最怕统治者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无事生非，非要节外生枝。陛下呀陛下，您大人大量，有必要非跟这个并不捣乱的老学究过不去吗？
早在圣上决定西巡之前，巡抚鄂海就得到京城军机处的某位章京的关照，说万岁爷此次到西京，有一个召见李颙的日程。鄂海接此信息，跌足长叹，直埋怨是谁出的这个鬼点子？让大家年都过不好。这个李二曲，岂是一个随便听摆布，任拿捏的文人呢？他不惹你，谢天谢地；你要惹他，不是没病找病嘛！可文治武功，是历代清朝皇帝最为期许的一个高境界。这次西巡，即使要体现出圣上黾勉士林的恩泽，莫过于召见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界头面人物。在陕西省，甚或在西北地区，除了李二曲这样有年纪、有学问、有号召力、有影响力的大儒，再无适当人选。鄂海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派了一位干员，携了一份厚礼，趋访李颙，希望这位老学究给地方官一个面子。谁知，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关学”领袖，“宴息土室”“虽骨肉至亲，亦不得见”，已经二十多年足不出户了。
生于1627年（明天启七年），逝于1705年的李颙，享年78岁。玄烨西巡，是他死前两年，也就是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的事情。老人家哪里想到，临死临死，又被推到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27年前，1678年（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他就躺在门板上，从盩厔县抬到西安，验明正身，他确实因病重，不能应皇帝的恩典，而不参与全国会试。难道，27年后，他老人家又得被抬到西安去见这位万岁爷吗？
现在，摆在李颙面前的，是道选择题，一是公然抗旨，拒绝参拜，惹恼皇上，引火烧身；二是抬赴省城，诚惶诚恐，山呼万岁，叩首跪拜。但是，他知道，他家人知道，陕西省的父老乡亲也知道，第一个选择，他不敢做。在中国有皇帝的年代里，得罪了皇帝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第二个选择，他做不到。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颙》中说：“近盩厔李颙两经征聘，不出，有古人之风。颙以理学倡导关中。”六十年来泾渭分明的他，忽然屁颠屁颠地跑到西安向在朝康熙磕头，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大宗师吗？乡党们的唾沫星子，就能将他淹死了。
李二曲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可想而知。不过，当今皇上也有点七上八下，捏把汗，就不免吊诡。因为玄烨不能不考虑，君无戏言，话放出去了，第一，老“处士”不来，不给你面子，你陛下如何处置？是杀他，是关他，还是亲手掐死他？第二，老“处士”还真的来了，给了你面子，你能赏他一个什么？他六十年都不买你的账，他会稀罕你的恩典吗？如果，他来了，还夹七夹八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你陛下又如何处置？是乱棍打出行辕，还是斩监候收押？虽然帝王之威，莫敢抗违，怎么处理也都是皇帝有理。可是，大清立国六十年，为此惩治一个你已经容忍了六十年的对立面，大动干戈，值不值得？这是1703年玄烨西巡中一段见诸史册的小插曲。
这插曲的实质，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尤以清代的前几位皇帝为剧），几乎难以幸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反应，而中国文人的全部倒霉史，不幸史，掉脑袋史，不掉脑袋但像钱名士那样顶着一顶“名教罪人”帽子的不自由史，无不系于统治者的这一念之间。
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颙，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盩厔县人。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郿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当时，陕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盩厔这个县名，是新中国成立后给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水曲为“盩”，山曲为“厔”，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不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