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

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记得有一位先生，突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子宫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

司马迁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感到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醜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于是，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第一决定不死，第二尤其不能死在刘彻之前，第三发愤著书。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已近强弩之末，古籍开始部分解禁，我在一部一部读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不朽之作时，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在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之中，坚持完成这部巨著，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的同时，也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看待，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来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职责呢？

后来我才明白，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吗？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

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什么用！

因此，我想——

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机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活得更长久。

“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南宋洪迈《容斋笔记·人君寿考》），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丘之貉的人。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将这位“英主”真面目，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天。按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却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就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淫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呢！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彩”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死了；而在精神上升华了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肉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卒年不详，这或许是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下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