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回（下）：吉太医下毒遭刑

与可谋者谋之，相得益彰；与不可谋者谋之，谈不拢也就罢了，若坏了大事，则反受其累。汉献帝刘协有一定水平，但无一定能力，当个窝囊皇帝，凑合，指望他做些事情，不行。所以，衣带诏本身就是多余的，精神感召，人格力量，足可以使追随者奋起，根本不需要一纸凭证。看来，伏完所荐非人，献帝所托非人，连个衣带诏都藏掖不好的无能之辈，还想搞什么阴谋？既然身负复辟重任，从事秘密工作，怎能意气用事，感情冲动，小不忍而乱大谋呢？因家奴与侍妾私语，董承处置过分，以致激生事变。看来这位国舅，只配做梦，不配做事。即或这回不栽倒在家奴告密上，早晚也要败在别的合作者不经意的差错中。

《三国志》关于这次事变，只有一句：“（建安）五年，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后汉书》的文字稍多一些：“（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看起来，《三国演义》在处理这一段历史时，是本着“七实三虚”手法，加以夸张而呈现这一情节的。只是“偏将军王服”改为“侍郎王子服”，“越骑校尉种辑”改为“长水校尉种辑”，以及增添了议郎吴硕与吴子兰等。至于马腾、刘备，显然是演义了。很显

然，在曹操眼皮底下，策划一场谋杀曹操的阴谋活动，一、事宜速，不宜迟，迟则生变；二、人宜少，不宜众，众口难调，恐怕应以《后汉书》所说这数人为准。至于那些后来者，均系演义笔墨，不可当真。按常识，阴谋活动，地下工作，非比俱乐部开联欢会，以人多热闹为宗旨的。

这说明，许都看似太平，其实并不太平。曹操将汉献帝裹胁到许都五年，他的政权还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况下。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有人快活，必有人不快活，当时，曹操显然要比刘协快活，所以，随刘协来到许都的官员从人当然不快活。因为不快活，就有了衣带诏，有了董国舅也是不足为奇之事。

至于那位太医吉平，当系罗贯中从《三国志》的《太祖纪》中“（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的史实中移植过来的。那是曹操死前一次严重的军事政变，主角为太医吉本，然而写到第六十九回“讨汉贼五臣死节”时，问题来了，此太医非彼太医，于是只好将二十三回的吉平，改为六十九回的吉本之父。作家在长篇小说中，时有这类缠夹不清的歧异，不得不从头至尾地修补，而小说是人物、情节的组合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免留下瑕疵，成为作品硬伤。罗先

生（也许不是他，而是更早一点的说话人），完全忘掉曾经说过的“夷三族”了。三族，指父、子、孙，统统都是要杀掉的，吉太医满门抄斩了，怎么还有一个儿子而且还能当着太医参与军变呢？

这就是小说和历史的不同之处，小说作者笔下的自由驰骋，要比史官从容。正因如此，小说只是小说，演义只是演义，是不能当作历史的。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正是官渡决战不分胜负的关键时刻，也是曹操以弱势兵力与袁绍决一死战的拼命关头。曹操，一面集中精力在前线鏖战，一面还得提防后方反对派给他生乱。那时的许都城内，保皇派中的董承、吉平之流，密谋政变；拥汉派中的杨彪、郑玄之辈，彷徨观望；文化界中的孔融、祢衡之类，制造舆论，一些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士卒倡隶、下层人物，并不与曹同心同德，等着看他的笑话，甚至在统帅部的身边人员，还有潜伏的敌对分子，甚至发生过行刺暗杀事件。《资治通鉴》载：“操常从士徐他（贴身保卫）等谋杀操，入操帐，见校尉许褚，色变，褚觉而杀之。”

暗潮涌动，危机四伏，风起云动，防不胜防，曹操应该不快活，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只有大开杀戒，这也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更迭期间难免的血雨腥风。老主子要夺回江山，新老板要巩固政权，不掉若干脑袋是不会定局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