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回（下）：曹孟德会合三将

曹操讨袁术，征寿春，为稳军心，借他人之头；为肃军纪，割自家之发，以上两事，均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的篇末所引《曹瞒传》中。

陈寿是蜀人，但不拥刘，为晋著作郎，而晋系篡魏而来，也不敢反魏。可裴松之，先为晋人，后为南朝宋人，注《三国志》，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头的块垒，干得也是蛮起劲的。所以，大写曹操负面信息的《曹瞒传》，他差不多都附录了。抹黑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而要洗白一个人，那就很困难了。郭沫若看话剧《蔡文姬》，见到曹操那张大白脸上，添上一抹红，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此书所述二事为：一、“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以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二、“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若从“酷

虐变诈”这个定性的结语来看，曹操就真是坏到家了。

《曹瞒传》传说为三国后期的吴人撰，以上四字评语，便大致了解此书作者的政治立场，当系一个铁杆反曹派无疑。由于吴亡于晋，晚于魏亡于晋16年，谈论或者写作前朝领袖人物，不再是什么敏感话题。即使暴露阴暗面，大概也不致杀头。何况，中国有隔代写史的传统，这个吴人，很可能是入晋以后的吴国人。而在三国时期，孙吴受到曹魏的霸凌，是深刻难忘的记忆。书中描写的曹操夹杂感情因素，多有夸大浮泛之词，丑化秽恶之说，荒诞偏见之论，耸人听闻之文，便也不足为怪。尤其此书更像传奇，不像史书，看看可以，不必当真。

我认为，上述二事，割发说，要比借头说，更可信些。

当然，曹操的上述做法，都是一种权力强迫下的欺诈行为，不足为训。但如此行事的曹操，起码在他心里，还能想到吃不饱肚子的军士，怕麦苗被践踏的种田百姓，也就难能可贵了。虽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玩忽人命有如儿戏，若比之他之前、他之后，那些倒行逆施、无恶不作的统治者，似乎出发点要好一些，他至少明白不能失去军心，更不能失去民心。古往今来，认错逊位的皇帝，屈指可数。而有勇气下罪己诏的，那就更罕见了。绝大多数的帝王，肯定不是圣人，难保不出差错，可金口玉言，

朕哪有错的道理？即使错了，也讳疾忌医，让它错下去，错到底。实在错到此路不通时，老百姓起来造反了，那也不是他的责任。于是撤职、查办、罢官、追究，从掉纱帽，到掉脑袋，杀人灭口，多少人为他的错误埋单。于是，坐在金銮殿上接受山呼万岁时，圣颜颐然，若无其事，英明伟大属于他，光荣正确属于他。为主子顶缸担责的替罪羊，饮恨含冤于地下，便永世不得洗雪了。

尤其借头一说，实属荒唐，这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借，独是这件物品是借不得的。若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话，你曹操拿什么来还呢？

但借头说之不可信，不可行，因为并不能彻底解决士兵口粮供应不足的实际问题，头杀了，后方应该保证供应的粮食仍然不足，怎么办？曹操难道还得再借一次人头吗？如果，后勤部能够千辛万苦地将粮食送到前方，曹操用得着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法欺骗人吗？曹操自然明白，借了头，拿什么来还呢？所以，即使他是非常卑鄙之人，行此卑鄙之事，他也会知道，他得到的肯定要比他付出的多，这点账，曹操是算得过来的。不管他给借头之人如何善后，也不管他给借头之人家属怎样抚恤，也得让全军将士将他看透看扁，那就太不划算了。

所以，读古书，读今书，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耳旁风即可，多问几个为什么，大有必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