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叫米歇尔·比托尔的法国小说家和批评家这样说过：“巴尔扎克的作品是那样的庞大，即使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要想在其中‘转上一圈’，那也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只能选读一些适合于自己的作品。总之，能读完巴尔扎克所有作品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要对他作出真正的评价，通读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又说：“巴尔扎克肯定无疑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瑕瑜互见。这同人们如下的话有点相像：韦兹莱的玛大肋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但是上面的每一块石块并非同样都是值得关注的。……如果在组成《人间喜剧》的小说中，我们随便抽出一卷来，那是很容易指出它同现代文学的对立之处的，也是很容易指出它的陈旧和过时之处的，但是如果从整体上来研究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直到今天，它的丰富和胆识还远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教益。”

一个真正的作家，总是与他所存活过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成就是系于他笔下反映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至于艺术的技巧，写作的手法，语言的风格，文字的功力，都是放在第二位的考量。后代读者在捧读巴尔扎克作品的时候，首先想知道的是十八、十九世纪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这个时代，仍在人们的回忆中、视野里，那么，他的作品便有它永葆青春的生命力。

巴尔扎克二百岁了，如果他活着的话。

但他短命，五十一岁，就谢世了。有人为他鸣不平，说，司各特的一生，如日中天，歌德的有生之年，就已享有不朽声名。然而，巴尔扎克在他生命中途，还未登上高峰，溘然病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犟不过天。这样，按中国标准，他的年龄只能算中青年作家。若是与文坛诸老一桌子吃饭的话，肯定是敬叨末座的人物。可是，在人家那儿，他刚出道不久，就当上文学家协会的主席。他活着的时候，除了他欠钱的债主外，他是老大。他死了以后，那些向他讨账的执达吏（估计是税务局的稽查员或审计员），也到上帝那里去了。从此，他在文学史上，就是永远的老大了。

这位法国作家，真敢花钱，真敢借钱，透支，对他来讲，小事一桩，债主逼门，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请坐请坐，有话好说。说实在的，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记录，不值得我们羡慕，他去世后丢下的一屁股两肋巴的欠债，不得不由他新娶的俄国太太来还，这软饭吃的也颇令吾等须眉泄气。

另外，他还有一种过度的嗜好，不值得我们仿效。他那种拼命用黑咖啡提神的做法，对于他减寿可能起到作用。有人统计过，他为写作大概喝了一万几千杯的咖啡。他的写作神经，受到太多的咖啡因刺激，多产高产是直接效果，早衰早逝则是间接效果，这是双刃剑，你得到了作品，也付出了生命。

但是，生命固然重要，作品应该更为了不起，正如雨果在他墓前演说中指出的：“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一座高大而坚固，建立在花岗岩基石之上的丰碑。”这座丰碑，却是存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人们永远景仰。他的创作劳动，那塞纳河上渔夫所看到的终夜不眠的灯窗，这种劳作精神，对我们当代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说不定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他当文学家协会主席，不是靠上级任命，不是靠暗箱操作，不是靠嘴皮子卖大力丸的结果。他被称之为文豪、为大师，是他至今还有生命力的作品，得到尊崇的结果。巴尔扎克这座丰碑，经过二百年岁月的荡涤磨砺以后，如雨果所料的，仍然“闪耀着作者的不朽声誉”。看来，时间是文学的铁面法官。小孩子吹出来的肥皂泡沫，虽然能在阳光下闪现美丽的虹彩，可是，转瞬间便会化为乌有。

大概有泡沫经济，也就难免有泡沫文学，这也许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道风景线。所以，出书必须炒，不炒不成书，作家不炒，出版社炒，出版社不炒，作家的哥哥妹妹们也要炒，已成时尚和惯例。炒书的同时还要炒作家，于是，文坛花絮，作家片断，与女歌星的婚变，与女演员的情史，一齐在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出现。不是忙着应付洋人的午夜来访，就是躲开狗仔队的年终追击；不是将赴外国接受铁十字勋章，就是出洋领取本年度比萨饼连锁店评比出来的文学奖。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起码在文坛，好像这种缺乏自信的遗患仍在，凡洋人一点头，马上这位作家就找到了大师的感觉，一举手一投足也有了大师的模样。这些年来，外国老娘婆不知替中国接生了多少个文学大师，一会这个是，一会那个是，结果也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抑或由于洋奶水对中国作家产生水土不服的反应？至今弄不清楚这些大师多大程度是真，多少成分为假？所以，在分不清究竟是狸猫换太子，还是太子换狸猫的情况下，倒是应该寄期望于读者，不为炒作起来的喧嚣所动，回到古典，读一读巴尔扎克或别的经典作品，也许不失为浮躁中的一贴清凉剂。

因为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狗不理包子，只有刚出蒸笼就端上来咬一口，最为佳美，一凉了，汤凝油固，便味同嚼蜡。《红楼梦》出屉至少有二百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碟不可多得的佳肴；巴尔扎克写作的年代，相当于嘉庆、道光年间，比《红楼梦》的康雍乾晚上百年，他笔下的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时不时地挂在人们口头。这就是名师制作的美味，只消品尝过后，那齿颊生香的记忆，会常久令人回味一样，说明好的作品永无过时这一说。

巴尔扎克，从出道起，一路走来，也是并不平坦的。

他刚刚写出作品时

，难能免俗，还曾经化名一位什么伯爵，发表文章说“巴尔扎克先生的天才，在这两卷著作中露出了锋芒”。那是他对自己还不具备足够信心的表现。他早年把处女作呈献给一位法兰西院士，想得到他的指点时，想不到得到的回答是，老弟，你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干作家这个行当。据同时代不太喜欢他的人回忆，认为巴尔扎克这个人，是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甚至欣赏他的波德莱尔，也说巴尔扎克的文笔给人一种“冗长、拥塞、芜杂的感觉。”

他终于还是成了法兰西文学中的大师，这是实力的胜利，也是劳作的胜利，更是坚持理想直奔而去不达目标绝不罢手的胜利。托尔斯泰说他最推崇的三位法国作家：一、斯汤达，二、福楼拜，三、就是巴尔扎克。

我不知道法文版《巴尔扎克全集》有多少卷？摞起来有多高？但中文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新版本，一共三十卷，堆在那儿快一人高了，真叫人打心眼里宾服。这三十卷，每卷以四十万个汉字计算，乘一下，应该有一千二百万字。这数量，也许我孤陋寡闻，好像在中国，还未见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写出这许多的小说来。所以，“著作等身”这句成语，用于巴尔扎克，他是当得起的。

如果，再算一算他一生中，用来写作的时间，那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从1829年，以巴尔扎克的真名开始发表作品起，一直到1849年，也就二十年工夫，写出了一千二百万字。两者相除，他平均每年要写六十万字，如果再将他不停修改的字数也包括在内，当数倍于这个净值。据说，巴尔扎克的出版商，每次给他送校样，按他的要求，每页必须留下足够的空白，以便他修改，而且都要改上好几过甚至十几过才能定稿。“他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就叫人用废旧铅字印成长条校样，然后在上面进行大量修改，修改之多使出版者不得不把修改费用算在巴尔扎克的账上，‘排字工人干巴尔扎克的活儿好比苦役犯服刑，干完这份苦差再去干别的工作，简直像在休息。’”（见莫洛亚《巴尔扎克传》）我们可以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传记张守义先生设计的封面，用作图底的手稿上，那密密麻麻的改动痕迹，得到佐证。

在中国，自打曹植写了他的《七步诗》后，文人们很为落墨不移的捷才自负，假如是王勃的话，一挥而就《滕王阁序》，站起来，背着手，在都督阎公面前吹上两句大话，应该承认，他拥有这份说嘴的资格。而现在有些才子，本钱不大，作品一般，感觉却异常之好，洋洋得意于自己那一字不改的“功底”，一过即成的“天分”，其实哪怕他投五回胎，也不见得就变成王勃。如果此话私底下说说，图一个嘴痛快，也则罢了，还要在文章里自吹自擂，就不能不令人齿冷。

比起这等吹公，巴尔扎克自然惭愧，但他不惮修改的认真精神，虽然折磨了曾经为他排字印刷的工人，但也感动了他们。他死后，在他送葬的行列中，据《巴尔扎克传》中的引文，“那些长期同他在一起，为他排字的印刷工人在人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倒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段难得的佳话。

巴尔扎克二百岁了，最早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倒是反对白话文的林纾。看来只要是真大师的好东西，无论旧派和新派，都能识货。鲁迅先生在1934年的《申报》的《读书琐记》中，更是给这位大师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