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谈话中提到的留梦炎，是一个死有余辜的汉奸。文天祥和谢枋得，正是死在他的手中。不过，当我写下“留梦炎”这样一个怪怪的人名时，我很怀疑，除非那些在历史沉积物中讨生活的“专门家”，还有谁会晓得南宋末年的这个卖国贼？大概历史的“可恶”，就在于它筛选存留在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时，其选择的眼光，相当的两极化。无论忠奸善恶，无论贤愚良莠，只有极好的和极坏的，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在历史耻辱柱上受到永远审判的留梦炎，也许会由于时间的迁延而淡化。但是，只要中国人还记得文天祥，记得谢枋得，这个卖国贼想逃脱鞭尸的命运，是不可能的。
留梦炎，宋元之际，还真是轰轰烈烈过，风风火火过，先是宋朝末年的丞相，后是元朝初年的承旨翰林学士。两朝为官，位列中枢，也是一条相当了得的变色龙。按其官位以及他的“名声”，例应有传，志之才是。可他太臭了，臭到《宋史》和《元史》，都无法为他单独立传。元·脱脱编《宋史》，显然不能将他的同事留梦炎，列入《贰臣传》中，只好有意忽略。而明·宋濂编《元史》，若为这个叛宋投元的前朝汉奸张目，岂非咄咄怪事。然而，历史的公道，自在人心。据《樵书》：“孔公天胤曰：‘两浙有梦炎，两浙之羞也。’历明朝数百年，凡留氏子孙赴考，责令书一结云：‘并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试。”
这就是中国式的斩草除根，中国人要是绝对起来，那也是蛮偏激的。清·宋荦的《筠廊偶笔》感叹，这两位爱国志士，竟是同科进士。“宝祐四年登科录，是科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二甲第一名谢公枋得，忠节萃于一榜，洵千古美谈。”文天祥和谢枋得，可谓中国科举制度最成功的范例、中国科举史最出色的代表，因留梦炎的出卖而死，那你留梦炎的子子孙孙，也休想进得考场。
在清·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述这两人的文学成就时，给予很高的评价：文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故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谢枋得“忠孝大节，炳著史册，却聘一书，流传不朽，虽乡塾童孺，皆能诵而习之，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
这两位爱国志士都是宋亡以后，矢志不屈而死。历史上的中国文人，并不只有卖国贼留梦炎、变节者赵孟□之流，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数万万炎黄子孙同命运共呼吸。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敢于洒热血，抛头颅，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地不惜牺牲生命，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文天祥（1236—1283），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厓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
，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据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载赵弼《文信国传》：“公至柴市，观者万人。公问市人，孰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纸笔为诗曰：‘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
谢枋得（1226—1289），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1288）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也是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块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谢枋得不想陪这个留梦炎做落水狗。“枋得复遗书梦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为人如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王伦一狎邪无赖，市井小人，谓梓宫可还，太后可归，终则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伦且无之，则江南无人才可见也。今吾年六十余矣，所欠一死耳，岂复有他志哉！’”
“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宋亡，为“元至正十五年，宋帝昺祥兴二年（己卯，1279）二月，癸未，（压山兵败），陆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
文天祥之死，为“元至正十九年，（壬午，1283）十二月，杀宋丞相文天祥。”这时，宋亡五年。
谢枋得之死，为“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1289）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执宋谢枋得至燕，不屈，（绝食）死之。”这时，宋亡六年。（以上均据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宋早亡了，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他们所爱的故国，早就山河变色，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
要说到中国人的爱国，是和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概念分不开。在儒家为尊的封建社会中，孔孟之道一直是以《易·系辞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和《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来厘定局部和整体，个人和集团，小我和大我，细胞和组织的关系。在汉语体系里，“国家”这个词，是以“国”和“家”这两个字组成。而这两个单义的字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相因相系，相辅相成的内涵，在英语的“state”或者“try”等单词中，是无法体现的。五千年来，正是这种恒定的诠释和不变的理解，养成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独特禀赋。
爱国，对中国文人而言，就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文人的报国情怀，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灾难，每一次异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灵涂炭，山河变色，神州陆沉；每一次强敌来犯，都是奸淫烧杀，掠夺洗劫，铁骑践踏，赤地千里。当民族矛盾压倒一切，当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张扬着爱国情操的中国文人，就会挺身而出，就会前仆后继，“自古书生多意气，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末、明末，以及上个世纪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来那么多不屈不挠的爱国文人，演绎出来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道理就在这里。
聪明的人可以笑他们痴，笑他们傻，笑他们愚，尤其是那些具有汉奸倾向或洋奴心理的知识分子，更是撇嘴，斜眼，冷笑，摇头，一百个瞧不上。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片偌大的国土，没有这样挺直的脊梁扛着，没有这样担承的肩膀挑着，中国早亡了，中华民族早完了。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这样过于聪明的文人太多，以至于聪明到不怎么像中国人，而像一个置身事外的外国人，更像那些指指戳戳专挑中国不是，专跟中国过不去的西方人。于是，在这班崇洋媚外的精英眼中，爱国，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很臭、很烂、很过时的词语。只要谁提到、讲到、引用到、鼓吹到，就像动了他们的先人板板一样，马上就会歇斯底里发作，马上就会祭起亡幡，请出一个名叫塞缪尔·约翰逊（Johnsonl Samuel 1709—1784）的英国文人保驾护航。因为此人说过：“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将“无赖”与“爱国主义”画上等号，而且是洋大人说的，不是圣旨，也是金科玉律，用来嘲笑，用来敲打，用来恶狠狠地诅咒这种崇高的境界，那是何等的过瘾，何等的痛快呵！于是，或一脸洋洋自得，或掩口胡卢而笑。
塞缪尔·约翰逊先生，这位英格兰的文学大师，想不到死后二百多年，竟然会被中国这班西崽们，时不时地将他从九泉之下勾魂过来，扮演钟馗这个角色，镇压中国老百姓。他如果有嘴的话，肯定会反问，先生们，你们究竟是糊涂呢？还是装糊涂，那是我说了一半的话呀！能不能求你们不要断章取义？如果有工夫，抽空读读我在1774年所写的一篇短文《爱国者》，那我就不胜感谢了。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意思表达得再清晰不过，“真正爱国者的本质，与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僭取爱国者头衔的沽名钓誉之徒的行为恰成对照。”你们应该了解，鄙人是以研究莎士比亚起家并名闻于世的，在莎翁的戏剧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是沽名钓誉的爱国者，还不足以识鉴和区分吗？
当下这班六国贩过骆驼的西崽精英，也算有点阅历和见识了。但是，邀取功劳，过于心切，领取美金，尤为心切，匆忙做学问之弊病，就是粗糙，知其皮毛，而不知其就里，遂难免缺失。更何况，任何名人的任何名言，都不能离开时代背景的整体考量。十六世纪的塞缪尔·约翰逊先生，也无法完全悖于他所生活着的那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总趋势。一个喜欢把手伸向世界各地的不列颠帝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和向外扩张的黄金时代，绝不会对被殖民地的人民灌输爱国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那只能起到碍手碍脚的作用。所以引用这位洋大人话的西崽精英们，不过是难与适变的“胶柱鼓瑟”罢了。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阿金》，此文收于《且介亭杂文》，对挟洋自重的西崽之类，有着深刻真实的写照。
这个阿金，“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因为主子是外国人，她也就顺势以租界地里的高等华人自居，很看不起中国人和弄堂里的一切。那班西崽式的精英分子，其实也就是生活在文化圈、新闻界、传播媒体、网络世界中的阿金，一有洋人撑腰，二有洋人指点，三有洋人鼓掌，四有洋人埋单，与阿金在弄堂里制造噪音，异曲同工，一有大事小情，一有雷声雨点，就像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那场地震，按捺不住的赵孟□跳出来搞名堂，是一个道理。必定要说三道四，必定要指桑骂槐，必定要含沙射影，这三个“必定”加在一起，就是血口喷人，抹黑中国。
由此来看，那个弄堂里的阿金，公开地“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以卖身为荣，与西崽精英分子们罔顾事实，吹毛求疵，颠倒黑白，歪曲真相的公然无耻，以换取若干美元的辛苦费，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一个是在出卖肉体，一个是在出卖灵魂而已。我不禁怀疑，如果有那么一天，英法联军，或者八国联军，又一次耀武扬威于京城地界，这班精英们会不会像满面堆笑的赛金花那样，成为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座上客，我想，那大概是准能一睹的好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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