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1283）江西吉水人，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谢枋得（1226—1289）江西弋阳人，字君直，号叠山。这两位民族英雄，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他们在宋末元初所表现出来的报国情怀，也确实如他们的号，文山与叠山那样，是两座爱国精神的大山，所有的中国人，无不以高山仰止的心情，崇敬不已。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宋朝是最令人提不起精神的。北宋历九帝，一百六十六年，南宋也历九帝，一百五十一年，但这个王朝的版图，与汉、唐、明、清相比，是最小的，连半壁江山也说不上。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赵姓皇帝的统治权力，压根儿不曾到达长城脚下。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复受制于党项、西夏，最后亡于元，据说，元朝史官在撰写前朝正史时，曾有过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的设想，这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到了最后的最后，大片国土，悉为异域。赵姓皇帝在元军追击下，一路南逃，逃到珠江口。再也无可逃了。丞相陆秀夫，不忍心宋朝的末代皇帝赵昺，继徽宗、钦宗被敌人掠为俘虏的悲剧，压山一役败后，他背驮着这位小皇帝跳进大海，宋王朝遂告终结。
宋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脓包，用过岁币的办法，纳贡强邻，用过割地的办法，求得苟安；还用过称臣称侄的办法，偏安一隅。很不体面，很不争气，中国人读史至此，无不觉得屈辱。然而，在此家国多难之际，面对着河山沦陷，国土日蹙的局面，中国文人却以强烈的爱国之心，用生命书写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以头颅和热血奉献给这方脐带相连、心血相通的土地。这便是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胸襟，也是谢枋得诗句“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的牺牲精神了。至于那些姓赵的皇帝说过什么话，放过什么屁，肯定不会为人所在意的。但这两位诗人的慷慨赴死，却是中国人永远纪念的主题。
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柴市口就义，问鼎中原的蒙古政权，坐稳江山。1289年，谢枋得在北京法源寺绝食毙命，元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次年，也就是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后，还在其发源地旧大名城，也就是现在的内蒙昭乌达盟的宁城县，保留着中都（称北京）的建制。对文化不发达因而也必然愚昧迷信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而言，他们当真相信这场发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百分百地认为是“天谴”，不住地摸脑袋，不住地叩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
《元史》描写这次震灾的惨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余震一直持续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一世英武的他，年过七旬，终究龙钟老迈，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尸积，草地龟裂，山川溢流的报告，对于天神不断示儆的恐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畏，连忙“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
这时，一个南人，一个降人，而且还是元的敌国前南宋王朝的一个皇室，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仕元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赵孟□，跳将出来。
正如2008年的3月15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大地震一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马上跳出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从而让人们更加看清了那张不三不四的脸。这次中都武平地震，也给了赵孟□一次表演机会。本来，中国文人，十之九，多浅薄，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寂寞。而作为一个汉奸文人（包括具有吃里扒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将出来”的冲动。
赵孟□，在当下不究细底的人眼中，是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进入嘉德拍卖，通常开价都在六位数以上。其实，稍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禁摇头了。怎么说，他贵为赵宋王朝的皇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也许还说得过去。他竟然叛祖背宗，变节出仕，应诏加入蒙古政权，得高官，拥厚爵。遂为后人所诟病，所不齿。当时，不但宋朝的人看不起，因为他叛宋，元朝的人也看不起，因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统治集团的民族分子也藐视他。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即此谓也。
这就是当汉奸得到一时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的“遗臭万年”的代价。万年，倒不至于；但付出一世的骂名不行，还得付出两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骂名，那是可能的。
赵孟□写过一首题曰《罪出》忏悔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海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苍昊。”说明他被迫也好，被诱也好，或者，自投罗网也好，难忍寂寞也好，来到元大都为元朝官，终于不胜懊悔，后悔出山，成为自己一个难以原谅的罪过。这首诗中，有着沉痛的忏悔，有着深切的自责。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后悔，何必当初。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转轨，事业场景的切换，乃常数也。独是汉奸这一项游戏，为了三十个戈贝克而将灵魂出卖给撒旦，那是绝对玩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节上亏了，也就什么都得跟着玩完了。
幸好，赵孟□是一位全天候的才子，无论当时的南宋遗民，蒙元官宦。还是后来的明清雅士，民国文人，无不欣赏他那绰约妩媚的行草真隶，他那华采风流的诗词歌赋，他那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历史的批判，仍然使我们无法闭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节，无法不谈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径。
赵孟□不仅仅书、画、诗、赋一流，文章经济，也卓有建树。据《元史》评论：“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另外，他与他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管夫人有一首诗，精彩生动，至今犹在传唱：“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俩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得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爱情诗，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话诗，虽然，这是一首距今已经七八百年的古老作品，但是，字里行间，我们还能仿佛看到一个妙曼可人的女性形象。
虽然赵孟□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应该说活得不错，但绝不轻松，也是事实。物质上的穷困是一个方面，精神上的折磨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假如他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既无自责，更不惧人责，死猪不怕开水烫，也许就无所谓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上，学识修养上，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窒息环境中，相信他写那首《罪出》的诗，是他的心声反映。
当汉奸，不但生前不自在，死后也不自在，这大概就是报应了。因为，中国人对于汉奸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一贯如此，永远不变的。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间，吃过汉奸苦头最多最大者，莫过于宋。所以，两宋之人对于汉奸，也最为深恶痛绝。宋·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秦）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而清·无名氏《汉奸辨》则分析：“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
赵孟□刚投诚时，初到大都，其实也并不得意。忽必烈欣赏他的才华，统治集团猜忌他的忠诚度。所以任命为兵部郎中，官阶从五品，级别较低。当时统帅六部的尚书省平章政事，为色目人桑哥。元统治中国，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此人颇得忽必烈的信任，登上要位。按照奴才所信奉的哲学，同为主子驱使，心腹的奴才，要高于非心腹的奴才，资深的奴才，要高于新入行的奴才，桑哥有理由看不上赵孟□。而在元朝，还要加上类似印度种性制度的差别对待，桑哥为色目人，比赵孟□这个南人，高出两个层级，那就更不将他当回事了。何况，阁下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于是，这个说来也十分可恶的桑哥，就曾因他犯下的细微过失，当堂施予鞭刑。众目睽睽之下，可让这个前朝的王孙公子，饱受了皮肉之苦，丢脸于朝廷上下。
二等奴才被一等奴才，暴揍一顿，踹上两脚，当然也是活该。
正好，发生了这次地震，而且元世祖“询致灾之由”，他就想借此报一箭之仇。不过他知道，他要单
打独斗，对这个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的桑哥发难，有可能吃不着羊肉，惹一身骚。他私底下串连一个名叫阿刺浑撒里的忽必烈亲信近臣，搞掉这个也是忽必烈的亲信大臣桑哥。
以夷制夷，这是中国人老祖宗传下的绝活，利用蒙古人，扳倒色目人，坐收渔利。因为阿刺浑撒里，虽与桑哥一样，同为忽必烈的心腹。同为老皇帝的亲信，但亲信也有先后之分，心腹也有亲疏之别的。赵孟□最擅长者，汉文化，阿刺浑撒里最仰慕者，也是汉文化，于是，一拍即合，这个蒙古要员倚仗一点政治上的特权，种族上的优势，便向这个色目重臣挑战。为什么地震？老爷子，他对忽必烈讲，就因为桑哥弄得天怒人怨的结果。据《元史》，阿刺浑撒里为这次进言，很付出了一些代价。“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看来，赵孟□四两拨千斤，确非等闲人物。
所以，也不能以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来看赵孟□。一般来说，当汉奸者，或具有吃里扒外倾向，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惟恐天下不乱的秉赋。一场地震，正好给他一次登台献艺的机会。这次汶川地震，不也目睹某些教授、权威、主笔、特约撰稿人来不及地粉墨登场了吗？不要以为文人不懂政治，不玩政治，不过文人在政治层面的较量，段级较低，手艺较潮，一下子就让人看透罢了。
忽必烈何许人也，如果不是一条目光如炬的沙漠之狼，至少也是一条耳听八方的草原之狐。兔子老了尚且不好拿，何况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的皇帝，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对这个南朝降臣的地下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笛卡儿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有这许许多多的纷扰，就是因为人们不大肯待在自己家里的缘故。要是这位艺术家，能够按捺得住，能够安贫乐道，能够厮守着爱妻管道升，不从抗震棚里蹿出来趁火打劫，里撅外挑，忽必烈也许就不会找他交流心得了。
我们在《元史·赵孟□传》中，看到这位灭宋的大帝与这位降元的文人，有过一段相当戳心窝子的谈话：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
民谚有云：当着矮子，别说短话，叶李、留梦炎，和赵孟□，都是有前科的变节分子。忽必烈与他探讨汉奸甲和汉奸乙的孰优孰劣，而眼前这个汉奸丙，岂非十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吗？言外之意，赵孟□再傻也听得出来，其实是蒙古皇帝给他一个善意的提醒。你从哪里来，是你做主的事，来了我欢迎；你到哪里去，是我做主的事，那就由不得你。所以，阁下，第一，别忘了自己是谁！第二，千万别走得太远！这年，忽必烈七十五岁，到底是一位老人家了。他得感谢人老以后，心肠不那么铁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比桑哥好多少。看到这位如坐针毡的前朝皇族，看到这位头冒冷汗的文化精英，忽必烈把口气缓和了下来。“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
这对才子赵孟□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马屁诗一首，即席呈递上去。“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孝报皇元。”据宋·周密的《癸辛杂识》说，这首诗让留梦炎恨他一辈子。
此次谈话以后，赵孟□便请求外调，做地方官去了。也许，他觉得既然上了贼船，又跳不下来，只好拣一个稍稍能避开风口浪尖的处所，暂且栖身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到异族入寇的国难之际，一到洋人侵略的亡国之时，马上就有汉奸出现。因为我们的同胞，每逢江山易色，朝廷鼎革，每逢天下大乱，神州陆沉，绝不会精诚团结，共御外侮，而是分化分解，互为泾渭。这其中，奋不顾身，起而抗敌，成为爱国的志士者，通常较少；苟安当道，甘作良民，不特别爱国，但也不肯卖国的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而为贼作伥，狗彘不若，成为卖国求荣的狗汉奸者，随着敌我对垒的持久，强弱形势之逆转，就会越来越繁殖，越来越猖獗。
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虽地大而物不博，惟独汉奸从不缺货，乃我国最为丰富的出产之一。甚至异邦尚未入寇，只是张牙舞爪，洋人尚未侵略，只是虎视眈眈，那些具有吃里扒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便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来不及地孳生出来。这也是由1290年发生在内蒙宁城的一场地震，大文人赵孟□的表现，而不禁联想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