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君凡的电报发出去了。我又怨又急。怨谁？急谁？是他？是我？我也说不清，反正他我都有吧！回到宿舍来，屋子显得更加闷热了，闷热得像蒸笼般难耐。我的心境也同样地更加抑郁烦躁，真想大哭一场才痛快才舒畅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竟连个短信都不来呢，哪怕就是“我好勿念”的只言片语也好呵。我承认相识的朋友们对君凡的评价，他是一泓秋水——表面虽然淡静无波，内里可是鱼龙变化呀——可我究竟不能像了解自己那样地了解他。当真他动了什么念头么？或是我在什么地方刺伤了他？我由不得试猜试测，找出种种假设的原因来，胡思乱想。一串往事，重又在心底泛起……

前年夏季，也是今天一样燥热伏天的一个傍晚。于茵姐跑来牵我便走，我直以为出了什么事，听她说去逛北海，我失声笑了：“你呀，什么鬼兴致！偏偏找这么个日子逛公园。”

她执拗地说：“人喜，心静自然凉。这还选什么黄道吉日呀。走，小李子。”

我不愿扫她兴。在护校一起读书时。我俩的友谊也不容我拂逆她的盛情，便跟她去了。到了北海后门，她才道出游园的真正目的，是给我介绍位男朋友。其实那年我还没满二十，刚从卫生列车转到医院里来。护理业务比较生疏，技术也欠熟练，多么需要勤恳、踏实地学习一阵子。可周围好心的人太多了，时不时为这张罗，为那奔忙，叫人躲也躲不及。如今，于茵也居然为我揽起这档子事来了。一听她说这，人还未见，我已窘得不知所以了。满想踅身回去，又怕太难为了于茵。当时，我多么巴望忽地来阵暴雨呀，也就可以安然度过了。走到五龙亭，真是谢天谢地，那个人不在。于茵脸也红了，气忿地说：“真是个怪人！”我倒轻松起来，便无可无不可地问：“他是谁呀？”

“他叫杨君凡。一个男子汉倒比女孩子还胆怯，没临阵就脱逃了。”

“杨君凡？”听到这三个字，我喜悦顿生！由不得朝那郁郁葱葱的林荫路，那亭荫榭影，那假山幽径，极目搜寻，去找那在这以前极不愿见的人！

早在一九五二年底，我同杨君凡就认识了。

我们卫生列车开到朝鲜前线去接伤员，志愿军派他在车上担任政治干事。他沉稳得很少说话，偶尔同大家打打招呼，也是嘱咐我们注意战地行车的事情、敌机出动的规律。平日呢，他默默地低头工作，和颜悦色地坐在一角。开初我觉得这或是生疏之故，时间长了，他依然是老样子，便也认为这是他的秉性了。车上有他，从不显他突出；没他，我们立刻感到缺点什么似的。一次，那是我们在深夜里载着伤员回国，要通过清川江大桥封锁线的时候，偏偏他的胃溃疡发作。病倒了。这节骨眼上没有他在现场指挥，我们拿不定主意——通过好还是不通过好？有人提议冲过去，不能坐等挨炸；有人却说冒险不得，应当暂观动静。卫生列车上，我们女孩子本就多些，心慌、嘴杂，叽叽喳喳一闹，弄得伤员也心神不定。正是迟疑不决，众说纷纭的时候，他出来了（队长把他锁在手术间休养的）。可是迟了！敌机已经飞临头上。他大声喊了句：“马上把伤员抢救到防空洞里！不能叫他们再负第二次伤！”

他抢先背着，跑着，带领大家抢救伤员。

一颗照明弹在天空挂起，这是投弹前的信号。我初上战场，心发慌，腿也不觉软了。他一把抢接过我背上的伤员，宽慰我说：“看，鬼子为你点路灯哩！”直到今天，只要一闭眼，我还能看见他那苍白的脸，深陷的两眼，那用怎样的意志支撑着的病体来。伤员抢救出来，他又跑去指挥机车，把卫生列车拉出轰炸圈外。这时，敌机开始投弹了。在爆炸的火光里，我蓦地见他栽倒了。一股勇气，促我从紧贴着的地面上跃身冲过去。我把他翻转扶起，一迭声地喊：“老杨！老杨！”他看清是我，嘴角露出一丝谢意，刚要说什么，一颗重磅炸弹呼啸而下，他猛力把我掀倒；一声巨响就在近旁爆炸了。当时，炸弹的气浪把我震得昏迷过去。待我醒来，已经是在安东的陆军医院病床上了。我问：“老杨呢？”

他们告诉我，他背上被四散的弹皮子擦伤，胃又大量出血，送到大后方疗养去了。

我伤好出院，到处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一隔几年，原来他活着，他就在北京！

这天，雨没有下成，他也终于失约未来。而我却按于茵说给我的住址寻上门去。不巧，有外人在。那人正粗着脖子，红着脸、气昂昂地大声说：“你当干部队长的有偏心，太自私。为什么把我分配到柴达木去？袁金倒留在北京？”

此时的杨君凡，要比我印象中的他年轻些，强壮些了。老样子仍未变：他静静地坐着，凝神静听，和颜悦色地直等那人宣泄完心头的不满，才开口说话。

“贾作明，亏你好意思说出口来。柴达木为什么不能去？那里不是党领导的么？你怎能同袁金比，他是二等残废。”他一眼瞥见我，先是一怔，立刻跑来，紧握我的双手，热情地说：“是你？小李子。”又略带歉意地对贾作明道：“老贾，你也冷静地想想。小李，你坐，你坐……你接下去谈吧，……不，改日再扯也好……哎呀，真对不起，暖水瓶也找不到了。”

贾作明斜睨着两眼，不无讥诮地说：“谈来谈去，一句话：等着瞧，看你把自己安排到哪儿去！”说罢，返身而去。

杨君凡摊开双手，摇摇头，对我说：“你一来，就遇上我们不愉快的谈话。真对不起，那天就为这些事失约了，大概累你好等吧！”

我笑了：“于茵还怪你怯阵呢！是不是知道是我，才不好意思去？”

“说得我那么扎窝子。战火中的友谊，我怎能忘呢！于茵提起你，我又惊又喜……一晃几年，变化多大呀！……怪我一时疏忽，没把底细告诉她。”

从这以后，不管怎么忙，我俩仍旧在一起度过许多愉快时光。他像块磁石，你在不知不觉中便被他吸引了；你愈接近他，你愈感到他那无穷的热力，永远是那么旺盛，那么炽烈。就连袁金在同他度过有数的几天后，也变得心境开朗了。

袁金是在金城堵击战中死而复活的一个作战参谋。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二年挂零；身边没个近亲知友，一个时期曾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些萎靡不振。杨君凡私下不止一次地嘱托我，抽空去探望探望袁金，实在没时间，也还可以写封问候的信激励他。“我长时住过医院，深深体会到，一句亲切的问话，一封温暖的信，会起到什么作用。”

不久，杨君凡的工作也确定了。这是在我问过贾作明后才知道的。为什么他要瞒我，问他，他也支吾不答呢？我问贾作明，君凡到底分配去哪儿？“是我把他看错了。”他一面整理行装，一面扭头，答非所问地考我，“长江发源在哪里？”这，不是小学生也能对答如流的么——长江发源在青海的巴颜喀喇山啊！

“对。他就是到那儿去。”

立刻，在我的脑际出现了那险峻奇伟的群山，终年积雪的峰峦，那深沟沉壑，那戈壁沙原，和那多变的天气。……到这样的地方去，人，会锻炼得更坚强，成长得更迅速。可像君凡这样伤愈不久的身子能支持住么？我不禁为他担心。问他，他淡淡地一笑，只说：“思想支持得住，身体也会胜任的。”

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是他在车站上打来和我辞行的。当时，我委屈得要哭，在电话里跟他发起火来：“为什么你不把行期告诉我？”

“我怎么说才好呢！”他在电话里一再道歉，“不知为什么，我盼你来送，又怕你来送——”我不待说下去，一口气跑出去赶到车站上。晚了，又是迟了一步；列车已蠕蠕开动。我忘记和他招手，他朝我大声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到，只是茫然呆望着开出的列车，一直送到它失去了踪影……

我俩按期通信。他也真怪，从不谈到自己一点点，老是惦记袁金啦，某某家属啦，或是叫我替他跑跑图书馆、地质学院，代他查查资料什么的。我几乎成了他在这里的留守处了。我也心甘情愿担当这个角色。

他走后不久，我们比以前更忙了。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整天埋头在讨论、研究、解决疑难病例，全面提高护理业务中。一天，贾作明风尘仆仆地找来（他已调到君凡一个队里），双手捧出一块晶莹透明的青海水晶盐，打趣我说：“这是盐不是糖。糖，吃起来是甜的；盐，吃起来可是咸的呀！”

我说：“土特产不更有意义么？”

“不光是这，还有一片心呵！他这人就是怪，不管山多高，路多远，就像战士的枪不离手那样，这块盐也从没离开过他的背包。就连那次——”

他跟我扯起来。他告诉我，勘测队的特点，就是走别人从没走过的路。那是雨后大雪的秋季的一天，雪把山路封了，隔断了联系还不算，最严重的是没了口粮！大家眼巴巴干着急，找不到出路。杨君凡把自己仅存的一袋饼干分给大家吃了，然后默默地出发去寻路，直到半夜时分才回来，试想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谈到这里，贾作明追悔地说：“过去，我一时犯小性，把他错看了。真是，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你看他平时不多说不少道，可心里懂的东西比谁都多。”这些，他在信里是只字不提的。

转过年来，我因许久未回故乡，请假回郑州走了一趟，正巧，杨君凡也去郑州参加会议，我俩终于在浩漫黄河的长堤上又会面了。他瘦了，黑了，比在北京时可更结实了。他紧紧攥着我的双手，攥得我生疼；笑呵呵地说：“你看我变了么？”

我爱抚地凝视着他，没有答话。他还以为我还在生气呢，说：“我瞒着不告诉你确定行期，是因为怕忍受不了那种送别；我又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说到这里他又顿住了。

“你既然想，在信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点点关于你自己的事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