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怎么可能是洁白的呢？”

杨易同志这样说。

一

深夜，腹部隐隐作痛，我知道事情不妙。该死的肾结石病又犯了，这是第三次发作，已经能稍稍沉着地来应付它了。一方面赶紧吃颠茄片止疼，一方面尽可能地放松，从思想到整个神经系统，直到每一块肌肉，都不能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这是让你吃苦头，决不是要你命的疾病。死不了的，所以我按照杨易同志——一位住医院时结识的病友，他是肾结石患者——所传授给我的秘诀：呼气，吸气，深呼吸，想蓝色的大海；呼气，吸气，想你躺在海水里，四肢放松，要感觉到浮在水面上了；呼气，再吸气，慢点吸，你头顶是蓝色的天空。他这一套精神止疼法，真是很有效验的。这位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老爷子，站在你的病床旁边，用一种讲童话的温和亲切的口气，诱导你去想蓝色的大海，蓝色的天空。于是，果然致命的疼痛，开始有了一点缓解。这时候，那白色的病房，白色的被褥，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吊灯，似乎是蓝茵茵的了。

现在，我只好自己诱导自己，在心里默念着：“呼气，吸气，看见那蓝色的大海了吗？蓝色的……”然而，怎么也不灵了。疼得相当厉害，而且愈来愈剧烈。因为据说每一次发病，总是要比上一次发病来得严重。我在担心，这回结石怕不是像绿豆那样大小，像红小豆？像豌豆？越想越害怕，越紧张，结果也就越疼。此刻我多么想念老爷子啊！记得同病室的病友，不，整个病区的人，还包括医生护士，都这样敬重亲昵地称呼他，要是他在我身边也许会好一些。给他打个电话怎么样？老爷子，快来救救我吧！疼死我啦！如果不是深夜，只要我好意思麻烦他，他准会来的。他说过，他是自由哥萨克，从放下工作，离开岗位，时间对他来讲，变得相当富裕了。不行，不能让他来，黑灯瞎火的，他肯定撂下听筒就来，折腾他干吗？让一位老同志来安慰我！啊！不行啦！疼得我两眼发黑，疼得我实在难忍难熬，疼得我快要休克啦！

“上医院？”素愉试探地征求我的意见。她分明知道，一个刚挑担子的厂长，是无论如何病不得的，尤其不能住院。

我已经昏天黑地，呻吟着：“只好这样了！”

“我给厂里汽车队打电话？”做妻子的能不理解丈夫的脾气么？所以，她不敢擅自作主，先问了一声。

“要出租！”我心里想：废话那么多，干吗？

“出租不好要，晚报批多少回啦？”尽管这样说，她还是拨电话找出租汽车站要车。

出租车很快就来了，而且还是个女司机，很客气：“您坐好，忍着点，有十分钟就送你到医院！”说实在的，冲她这句话，我们厂车队全部司机绑在一块也比不上——一张口，像吃了枪药似的，敢铳你个跟头。唉！狼不吃死孩子，都是活人惯的。她果然开得飞快，不一会儿，到了医院。

“谢谢，谢谢！”素愉付了车费以后，搀扶着我往急诊室走去。没想到这位女司机，倒把车门锁上，去找了部轮椅给我们送来，告诉素愉说急诊室搬家，不在门诊部了。“他们医院真够呛，不先把路修好！”

“您真熟悉——”我妻子着实有点感激这位热心肠女司机。要不然，该绕多少冤枉路？何况还是正发病的患者。

她告诉说：“我刚才送病人来过！”说着帮助素愉推车。

“不用了，不用了，您忙去吧！这就够麻烦您的了！”我妻子一个劲地谦让。看来，即使一个挨批评的，被认为不怎么好的单位，照样有值得称道的好同志。其实，我们厂的车队里，个别同志也还是不错，不过，正不压邪罢了。所以大家实际上是斜着眼瞟住我的，看你这个新任厂长，怎么对待这些司机大爷？照方抓药，保守疗法呢？还是动手术，用外科手段？吴大帅治厂多年，拳打脚踢，搞成这么一份家业，确也不善，不过——哦！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差点疼得我从轮椅上跌下来。

“你怎么啦？”

“快——”我连说这一个字都不行了，疼得我感到马上就要死去了。我恐怖地想：也许不是结石，而是腹腔里长了癌什么的？病人爱往坏处想。

“不碍事的！”女司机从我妻子那里知道病情，便劝慰我：“打一针杜冷丁就止疼了！”

杜冷丁？吗啡都未必管用！有时，还真不如老爷子那几句咒语呢！他一点也不是邪门歪道，只是由于你对他的尊敬和信任，由于他对你的了解和友情，通过谈话，调整你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罢了。要他在，要他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在轮椅旁边，我不会这么疼的。记得上回住院，我建议他离休以后，研究精神治疗，开一个诊所，专门调节失态心理和反常精神状态。“去你的吧！”杨易哈哈大笑，“我早计划好了，别人怕离休了没事干，我是三学一看，学种花，学养鸟，学烹饪，看书。忙了那么多年，书都顾不上看，这回可是今日得宽余了。”

“不写回忆录？一二九运动，冀中反扫荡……”

“写的人你不觉得太多了么？你们厂吴大帅不也在写？”

“他雅兴一向很高。不过，老爷子，肯定要安排你当顾问，让你发挥余热的。”他的资历声望，他的信任指数，都挺高的。

“这个余热嘛！……”有的人老了，要犯糊涂。有的人老了，明达睿智，每句话都像有禅机似的，让你足够去咀嚼和领悟的。杨易属于这一类老者。“依我看，发对了，发好了，发得适度，也许不无裨益。发大了，发过头了，发不对劲了，发错了地方，发错了时机，说实在的，还不如去栽花，养鸟，炒菜，读书呢！”

他的肾结石比我犯得勤，我前两次住院，都碰上了他。真的，倘若他在，准不会像素愉一样，只会问一句话：“你怎么啦？”那还用问吗？看都看得出来，抱着肚子，浑身疼得缩成一团，满头黄豆粒大的汗珠，像牛似地吼。问这种没盐少酱的话，只能增加病人的烦恼。而老爷子总是揣度你的心理。譬如此刻，急诊室的大夫，偏不愿意给我打一针吗啡，先止止疼再说。那么老爷子准按住我，让我别着急，他去找大夫。大夫也准会像回答素愉和女司机似地回答他。医生要跟你作对，决不亚于我们车队长：“打吗啡要上瘾的。”杨易才不会像她俩无言答对。“上瘾就上瘾嘛！等上了瘾再治上瘾的病，现在总不能看他疼死！”然后，回到我身旁，“再忍一会儿，他们会答应的。要不行，我去找院长。像话吗！有时候，疼比死还让人遭罪！”老爷子有过许多疼痛的感受，肾结石的钝痛，是他晚年的负担，高血压的头痛，也不断折磨着他，已成历史的五一大扫荡，留在腿上碗大块伤疤，每逢变天前的撕撕拉的疼，并未因时光流逝而减轻。还有，老年丧妻，儿子不肖的心疼，工作中扯皮推诿，勾心斗角而引起的脑袋痛，都不饶他。也许他苦痛得比谁都深刻些，所以才琢磨出那镇痛的办法，呼气，吸气，想蓝色的大海……从精神上来抑制自己的痛苦吧？

一个能够隐忍住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痛苦的人，意志肯定是相当坚强的。冲这一点，我敬重他，把他看作长辈，虽然他并非我的上级。有时候愿意到我家坐坐，时不时地在电话里聊聊天。吴大帅资历同他差不多，而且是最近退居二线，把我推上领导岗位的。共事多年，一直在帅座的领导之下，不知为什么，倒缺乏对像杨易同志的这种感情。大概人与人的交往，存在着物理学上的磁场现象，有的相吸引，有的相排斥。其实吴大帅此人不赖，也许素愉的话有道理，只不过我这个脾气有点“个”罢了！

这位车队长似的大夫，看了病历以后，二话没说，便挥手支使我们去办住院手续。什么吗啡，杜冷丁？收你住院就是天大的慈悲。有的人已经把他岗位上的为人民服务，看成是对人民的恩赐。车队长——对，他姓车，也是我们厂子里的汽车队队长，就是这号人。汽车是公家的，汽油是公家的，在工作时间为公家拉人运货，变成了他对大家的恩典，好像用他私家车，烧自费油，在业余时间义务帮忙那样，使车的人必须感恩戴德才行。荒唐！我就不买这个账！

有一回，他开车送我到部机关去开会，因为要他等我，会又稍微拖长了一点。主要还是我没说一句客气话，是啊，你肚子饿，我也没饱着，彼此都为工作，干吗我要朝你赔不是呢？半路上，车队长撂了：“葛工（那时，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真对不起，活塞环大概有点毛病了！”

“那你就修修吧！我等着。”

他一笑：“你可得有耐性，我去小饭铺先打个尖，你要饿，我给你带点什么吃的？”

“用不着，你去吧！”

他晃晃悠悠地走了，嘴里还吹着好汉佐罗的口哨。他大概不了解我学的是汽车制造专业，也不知道我在非洲搞援建时考过驾驶执照。我把车开回厂里，结果步行回来的倒是这位面色铁青的车队长。我告诉他：“你开的是汽车，不是登月车！以后在我面前，少来这一手。”

吴大帅慌不迭地把我找去，那时他是厂长，两手一摊，埋怨我干的好事。那意思车队停摆得让我承担责任。我对他说：“这还不好办吗？谁不出车，扣谁工资，一直扣到他愿意出车为止。”

“眼看到月底啦！成品运不出去，原材料拉不进来，你干吗捅他的马蜂窝！”吴大帅敢于拍板的胆量，大权独揽的气魄，和他婆婆妈妈的心肠所构成的矛盾，以及他的老资格的威望和实际领导管理能力的差距，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杨易所说的活着的灶王爷。是一家之主，然而，管事而不办事，揽事而不顶事。对汽车队这小小发难，乃至束手无策。

“我说大帅！宇航员厂子里找不到，会开汽车的可有的是——”

“得得，我算服你了！”他知道我姓葛，脾气也有点“个”，要换别人，他敢央人家去向车队长赔不是。结果，他答应再有类似情况，误餐费加倍。这类吴大帅的土政策大约有好几十条，现在像遗产一样留给我了。

我请教过杨易：“老爷子，你看我该怎么办？”

他在电话里说，“一种办法是，有利于生产的，保留；不利于生产的，马上废止。新官上任，总是要发表施政纲领的。另一种办法是，好的，当然继续执行；不好的，先保留一阵，积极地准备条件，成熟以后就可以废除。”

“那得到猴年马月？”

“你要懂得中国人的性格，最不习惯剧烈的变化。猛扎一针，他会疼得直蹦高，可轻手轻脚，扎得再深，他也能忍受。肾结石同志，我是一向赞成中医望问闻切，辨证治疗的。”

也许是老爷子这番看透世情的话对我的启发，新班子上台以后，虽然有人提过车队长和汽车队的问题，但举足轻重的我，至今没有表态。

想到这里，也就把这位有副太平间面孔的大夫谅解了。他的任务是收你住院，治疗则是干部病房值班大夫的事。请离开急诊室吧！对不起，我还想抓空眯上一觉呢！他抬起头来，那眼光，用一种打量死尸的冷漠神情，滑过我，滑过素愉，停在陪着我们的好心的女司机（我妻子已经知道她名字叫小温）的脸上。顿时间，这位年轻的，显然刚从医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实习医生的眼睛，惊骇地张大，出现异常艰窘和愤嫉的气色，和那天我开走车队长的汽车以后，好汉佐罗的面孔差不多。

“你怎么又来了？天！”

“我这不是送这位病人来的吗？”小温竟然觉得一夜给他送来两个急诊病人，有些抱愧似地解释道。我弄不懂。

大夫面色铁青发灰：“我求求你，爸爸已经收下住院，我谢谢你的关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小温还是这句话：“我送病人来的！”她干吗这样回答？

“你饶饶我行不行？你离我远点行不行？你这样没完没了地算怎么回事？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嘛！……”

值班护士可能觉得这种谈话，已经对我起到止疼效果，便不由分说，把我推走。但我还是听到小温的辩解：“是站上派我的车，也不是——”而那个大夫，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之间已经划了句号，爸爸是爸爸，我是我，你放开我吧，你死了心吧，你拉倒了吧……”下文再也听不到了。素愉顾不得那个好心的女司机，追着赶我而来。这时，已经到了干部病房。那个推我来的女护士，肯定急着回去听急诊室的交锋，匆忙交代几句就离开了。

仍旧不给注射吗啡，哪怕你马上疼死。看来，夜班的任务主要是防止病人逃跑，一切都得待明天白班全面检查以后，才能处理。杨易对我讲过：其实，最容易上瘾的，不是吗啡，而是权欲；最容易感染的，不是感冒，而是官场病。看，把我推进病房，值班人员便慌不迭地回去接着打瞌睡。我环顾了一下久违了的这个洁白的世界，突然发现对面病床上，挂盐水瓶打吊针的病号，不是别人，正是离休后忙于莳花，逗鸟，烧菜，看书的杨易。

“老爷子！”要不是致命的痛，我会扑过去的。

他也发现了我：“噢，肾结石吗？又犯病了吗？没关系，这是刚当厂长太紧张的缘故。不会那么严重，别性急，会缓解的，要放松，明白吗？放松才能得自由，生活也是同样的道理……”

于是，碧蓝碧蓝的大海，浮现在我脑际了。

二

医院在清晨就骚动开了。比窗外阳台上噪闹的小鸟要晚一点点，但比酣睡的市民要早得多。可是今天比谁更早地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却是由走廊里一路响来的，吴大帅那金声玉振、穿云裂石的谈笑声。他当这么多年厂长，从来不用麦克风对全厂千把人讲话。那洪亮高亢的嗓门，你要不提防，平地炸雷，足使你吓一跳的。“小葛住哪间病房啊？我们的接班人呢？……”无论护士怎样嘘他，拦他，警告他，他才不在乎呢？大摇大摆地来了。

老爷子睡眼惺忪地苦脸一笑：“太君来得这么早？”

我们吴大帅和杨易还有一段战友之谊，论革命年头，大帅早些，论对革命贡献，杨易不但战功卓著，而且进城后，挑的担子一直比大帅重。若不是许许多多的疼痛，使他健康欠佳，粉碎“四人帮”后，本拟调他到更负责的岗位上去的。他说：“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量力而行吧！”他管大帅叫太君，也许打鬼子时期的古老绰号吧？不过，我们大帅每天一早跑步锻炼，脑门子缠上毛巾，矮粗矬胖，黑得油亮，再加上手臂和腿部的黑毛，还确实有点武士道气势。“太君，咱俩同岁，你比我生日还大些，干脆一同退吧，给年轻同志让路！”

“你呀，纸扎人嘛！我吗？再干十五年没问题。”他拍拍胸脯：“老汉今年六十五，那时才不过八十！”

“八十岁的厂长？”

那时离休制度还没明确，他高声朗笑地说：“我这台机器，零部件特棒，运转正常。你放心，不会比那个日本人松下差到哪去！”我们厂领导班子，由于大帅不怎么想退，一直没法改组，最后部长出了面，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才在不应设顾问的单位，给大帅安排了这个二线职务。看样子，顾问顾问，大概准备顾问到八十岁去。他像当正职厂长那时一样，天天上班，甚至比往日还来得早些，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这个工厂，是和吴大帅的这一辈子分不开的。他一张嘴，好说“我这个厂子”。细细品味起来，并不是老板的口气，私有主的口气，而是像说“我这个家庭”，“我这个老婆”，“我这个孩子”一样的亲昵。所以，我们新班子上台后的第一项决议：尊重和决不伤害大帅这种对工厂的感情，肯定他的汗马功劳，至于遗留下的问题，困难，麻烦和未了事宜，既然承担起来，就不许再埋怨前任一个字。

在战争年代，在火线上，你奉命带一排人，必须于几点几分以前，夺回失掉的阵地，你能对那个没打好仗，而丢掉阵地的人说什么呢？

这是老爷子讲过的一段往事，但并不是特意说给我听。那还是劝大帅一块退下来的时候，回忆他俩一起参加的冀中粉碎冈村宁次铁壁合围那次战斗，随便谈起来的。

“那个营长——”杨易回想着。

“对，那个营长——”吴大帅也想起来了。

“浑身都是血，他的血，弟兄们的血——”

“太惨啦！阵地没坚守住，战士们全部牺牲，剩下光杆司令。一个连，那时建制小些，也好几十口，哗啦啦都倒下来，像砍高粱似的。他真是没脸再活在世上了！”

“你记得他哭？”

吴大帅点点头：“他跪在地上，朝失守的阵地喊，让弟兄们等着，他和他们一块走，他对不起党，对不起弟兄们。说着就掏出驳壳枪，对准自己印堂。你把枪踢飞了，他哭了，嚎啕大哭——”

“可他流下来的，不是眼泪，是血——”他问吴大帅，“记得起来吗？”

“当然！”

“哦！你记性还是不错的。”

像许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吴大帅也难免反应迟钝，他并没有弄懂杨易这番话的用意。我们这个厂在本系统里，只能打个及格分，在全社会同行业工厂里，人均产值，利润，上缴利率，是倒数第几名。可他却大谈特谈他的身体素质如何之好。有一次他去看老战友（他老战友非常多），住在劲松小区，电梯坏了，他一口气，歇都不歇，爬上了九楼。“怎么样？”他又拍胸脯，这是大帅的习惯动作，而且还有儿童做了桩得意的事那种天真的炫耀。“杨老客！（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我们所需要的军火弹药，有一部分是同顽固军、伪军那儿做交易买来的。杨易当过这样的随时有掉脑袋危险的老客。）关键是锻炼，生命在于运动。现在我连记忆都空前的好，不是在给他们《冀中一日》写回忆录？连当年房东大娘给部队烙大饼的香味，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干到八十。”

“没问题，人家日本松下——”这句永远叼在他嘴边的话，又出现了。

他可能在走廊里，碰见他的哪位老战友了。只听他说：“同志，你得承认，姜还是老的辣哦！我们的年轻人不灵了，刚接班两天，吃不消了，累趴下啦，住院了。这怎么办？谁让我们是老同志呢？总得多辛苦点了，往第一线上顶吧，有什么办法？……”我猜他接着往下演讲，就该是车队实行承包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他和新班子意见相左。

“你去把他叫进屋——”杨易显然也觉得他讲得太远了，因为正在打吊针，无法走动，只好这样命令我，那直撅撅的口气，分明不是冲我而来。

吴大帅肯定是在早锻炼的路上，碰见素愉，得知情况赶来的，要不，就是一大清早有什么事去找我（他经常这样），孩子告诉他的。头上还缠着毛巾，就到医院看望我来了。他说那些，未必是存心贬我，但他还愿意留在一线指挥，倒是实情，不过，他以那种革命队伍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精神大早跑来，我是很感激的。假如我说：“吴大帅，我想吃龙肝凤胆——”他准会认真地记在小本上，然后打发人去买。买不着他还批评人家无能：“中药房有的是，到同仁堂去！”原来他和乌鸡白凤丸搅在一起了。人老了，就会产生记忆的缠夹现象。这是件真事，我只是举例说明大帅的古道热肠，那种吃供给制时期的同志情谊，在他身上还残留着，所以在大家都公事公办的情况下，他还有这点遗风，确实也给人留下一点温馨，大帅也不尽是弱点。

“哦！老战友！”他一进我们病房，先看到杨易，捉住人家的手，拼命摇着。我生怕他用力过猛，把杨易给颠散架。由于他震耳的谈话声，使病房变成了一个音箱。一点也不夸张，吊着的盐水瓶都被他的声波震荡得晃动起来。矬老婆高声，这话一点不假。说来也许有些失敬，吴大帅激越高昂的嗓门，多少有点女音。他不管杨易的肾结石到底怎么严重，用不用开刀，能不能开刀，那样虚弱的身子，是否还潜伏着别的病，一个劲地批评他这位老战友，怎么能顾而不问，放任那些科研院里的知识分子，由着性儿地胡来。知识分子要折腾起来，像没有方向盘的汽车，透着玄。

“你别危言耸听，太君！”

他说他见到谁谁谁和谁谁谁了。哦！在大帅嘴里说出来有名有姓的人，决不会低于副部长级，而且都是老战友。这个谁谁谁说了，那个谁谁谁也持同样观点：“杨易怎么能大撒手呢？年轻人没有经验，老同志就得把关，科研院改革步伐过快，要翻车的。”

杨易激动了：“我了解。我支持的！”

“杨老客，你去都不去，看都不看，当甩手掌柜！”

“我是当顾问，不是当保姆。”老爷子已经有针对性地发言。要不是大夫进屋，杨易必然劝大帅从厂长室搬出来。因为你已经免去厂长职务，是顾问。没有必要占着那里外套间的大办公室，而让新上来的厂长、副厂长挤在活动房屋里工作。老爷子早想对太君讲这件事了，我说算了，别为这点小事伤他感情。让他搬出用了许多年的办公室，不合适。再说在哪办公都一样，屋大屋小只是个形式。“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杨易反驳我：“这是流行性权欲感冒，什么都在手心里攥得死死的。”

这位大夫正是昨晚在急诊室值班的。他来干吗？总不会给我补打一针吗啡吧？但听他走到杨易床边，语焉不详地说了句：“我走了！”我顿时明白了，这个年轻医生，正是杨易的儿子光明。一个久闻其名，然而未谋一面的青年人。

怪不得，怪不得！我马上感觉到这对父子间那不融洽的，别扭的，没有多少话好讲的疏远气氛。

吴大帅还在不知趣地演讲他怎样帮助我，帮助新班子，很快打开局面，树立威信，做好领导工作的，不过口气大了一点，没他我们便会垮台似的，未免有点过甚其辞了。

听这父子俩谈话，便知道确实僵到不能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所以我去老爷子家多次，光听说他有个儿子，从来未曾见过。他也压根不提，大概这也是他许多苦楚中的一种吧？

“这回好像不至于要动手术，我问过科主任！”

“随它便吧！挨一刀痛苦，不挨一刀也痛苦——”

“那你把屋子钥匙给我！”光明脸上浮出一个苦笑，“你养的那些虎皮鹦鹉！”

老爷子的声音冷得像块冰：“谢谢你，有人管！”

“又是小温——”

我的心猛地一震，这不是那个出租车的女司机么？她多么和善，多么热心，可在急诊室里，又是那样怯懦，那样软弱，我和素愉都不知她最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那间屋子的！她为什么那种样子，在光明面前，为自己嗫嚅地解释呢？

“哦！年轻人——”吴大帅这才意识到一大清早，究竟为什么目的来医院的。他有个颇为严格的分界线，以一九四九年建国为准，在这以前，统统是老战友，在这以后，一律称为年轻人。其实，我这个年轻人，已经五十有二，开始谢顶。他指着我的脑门，“看你看你，从这儿起，未老先衰。结石就是由于你不运动，淤在那里长出来的。”他又拍自己胸脯：“看我老头，身强力壮，一定要四点钟起床，那时空气的营养价值最高。”他有许多理论，譬如要我们车队长，每天吃七枚红枣，说那是土人参，无比滋补。他还给这位完全被他宠坏了的司机队长，真的买来大枣。有的工厂领导爱好打球，那么这个厂体育活动一定开展得好；有的工厂领导喜欢唱戏，那么准有人吊嗓子，唱“一马离了西凉界”。吴大帅喜欢汽车——是从他当兵时对军马的热衷发展变化而来，所以我们厂车子好，司机骄，车队是宠儿。但他的好意，未必被领受，红枣最后全部生虫，一个未动。可现在，又把红枣滋补论向我推荐：“要营养，活血补气，这是最经济实惠的补品！”

不过，我耳朵却听着那父子俩的谈话，因为小温那似乎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而赔不是的面容，简直是个谜。在我眼里的司机，只有人家看他脸色行事，没有这样颠倒过来的现象。她是谁？她是光明的什么人？她在杨易心目里的位置？……这些，我都想知道，善良的人总是引人同情。

“爸爸，她已经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有没有关系，在法律上只是一张纸。可在人情上，决不是一张纸，就把这种关系化为乌有的。你已经下班了，你可以走了，你的女朋友在等着你呢！”

“那小温算是怎么回事？”儿子的语音变得尖锐起来。

杨易生气了：“算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光明努力压制住自己，坐在他爸床边，低声地、急促地说着些什么。吴大帅又跟我磨叨起车队长的事情，那嗓门压倒一切，对面父子俩议论什么，一点也辨别不清。而吴大帅却在开导我：“看人不能抱有成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我们既没疑，也没不用。你干吗老提这档子事？老车不是当得好好的队长，谁又能动他一根毫毛？”

“现在搞承包，实际上是抬小许压老车。问题是你们新班子完全不了解情况。小许和一个女司机在乱搞，你知道吗？前几天，他却给那个女的打替班，你知道吗？后来，又弄到派出所，是老车去领回来的，你知道吗？”我当真地吓了一跳。这个从部队复员，拿着绝好的鉴定，安排到厂里来的青年人，会有这类行为？他生性沉默寡言，有时坐他开的车，从头至尾会没有一句话。这个车队承包方案是他琢磨出来的。那天他把这个方案送到我们集体办公的活动房屋里来，我们直以为他拿的是请调报告呢！车队长的霸道，一统天下，容不得异己分子，是出了名的。好像车队是他家的私产，他手下的人，不但要听他的，还得要像他那样老子天下第二。第一那当然是绝对保证大帅用车。所以这个不讲价钱、不计时间、不提条件的复员兵，明里暗里地受老车挤兑，让人都看不公。

我的几位副手，不止一次在会上正式提出，车队成了全厂的肿瘤，要想全面实行改革，先得给车队动手术，才能以点带面。大家眼睛都盯着新班子，看你们如何动作呢！问题在于大帅，自从他退居二线，倒比当厂长时还忙，社会活动多得不得了。像儿童基金，像修理长城，和我们厂多少还能挂上点钩，像城市雕塑，像时装展览，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活动，大帅都积极参加，忙得不行。尤其能够上电视镜头的场合，早早就让车队长把那辆有空调的丰田准备好。假如把小许摆在老车的位置上，且莫说他公事公办，那张不苟言笑的面孔，也让大帅不高兴。车队长虽说盛气凌人，给你开车是赏你脸，但对吴大帅却是谦逊恭和，有说有笑的。正是从这里，我看出人的可塑性，毛病不是天生的。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老子，要求儿子滴酒不沾，那是荒唐的。问题不在车队长，而在我们大帅。把话再说远一点，假如大帅家里有自备汽车，还是奔驰豪华型的，有空调设备，有决不匮乏的供应，当然还有足够买这些供应的人民币，你即使在里外套间的厂长室，铺满鲜花，他也未必来上班的。谁让我们穷呢，不能为这些贡献过力量的老同志，创造这些条件。再连这点用车自由都给剥夺了，也很不合适的。为这件事，我还给老爷子打过电话。

“有什么不合适的？”杨易听到我这种观点以后，感到受了侮辱似地反驳我。

“你是你，他是他嘛！”

“谁都一样，都是共产党员！”他把电话挂了。好汉佐罗以为我上台后，准会报复，准会把他的队长职务撤掉。有什么办法？偏要这样看共产党和共产党干部，也无可奈何。可我相信，他敢于这样抗膀子，敢于不买新班子的账，确实是倚仗着吴大帅，“什么方案？屁！在我这个世界行不通！”

但是，小许这个方案，虽然不尽完善，可行性还是具备的。小伙子动了脑子，看起来，他还很有点内秀，显然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因此，几位副厂长见他非但不想离开，而且还像钉子一样，楔进去非干出点名堂不可，一致投赞成票。我当然应该慎重些，不能匆忙表态。还没付诸实施，车队长炸庙了：“先把我撤了职，再谈别的！”吴大帅连研究都不同意：“要慎重，不能感情用事，牵一发掣动全身，到月底，油指标都给你跑光，工厂就得关门！”现在，又出来了涉及到小许个人生活的新闻。大概我们处在千丝万缕，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网络之中，只要稍有打破平静的举动，立刻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那些安于现状的人，要努力钳制着让你就范的。我才不信小许会干那些无聊的事情，如果这一点认识、判断能力都不具备的话，那我也白活了。

“我不相信你说的那些，大帅！”

“蔫人更有坏主意，我也没想到。而且，他是乘人之危，那个女司机刚离婚不久，一颗心还惦着原来丈夫。虽说他们是同学，一块儿下乡插队，可女方不愿意和你好，也不能胁迫人家呀！”

“决不可能，许刚不是那种人——”我也学他，拍胸脯打这个包票。正在和父亲谈话的光明，突然把脸扭过来盯住我，那惊诧的神色，是因为我这滑稽的动作，还是因为我刚才这句话，就不得而知了。吴大帅一时语塞，大概在考虑搬出哪位有地位的老战友，用他们的金玉良言来晓谕我。屋里陡然安静了，恢复了白色世界应有的安详静谧的气氛。

杨易抬起头，那双眼炯炯有神，和他衰弱的体质，毫无共同之处。“谈不拢的，决不能观点一致的。因为你对待生活也好，对待人也好，是狼的逻辑。不行，我是人，我得让她把这个家还当作她的家，一直到她自己组成新的家为止。”

“那你放心吧！她会一辈子赖着，到死也不走的。”

“你不要以为她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也不要以为她不能再找到幸福，你给我算了吧！”疼痛使他不愿再讲下去。

光明又像昨晚在急诊室里那样，露出一副太平间的面孔：“我到底想弄明白，你这样做为了什么？”

“要告诉你吗？告诉你也不能懂！”他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用加重的语气说：“我的心，知道什么叫痛苦！”

我从他明亮的眼睛里，看到了这个共产党员的博大心怀。是的，一个爱这个世界，爱得最深的人，他也同时要比别人承受更多更重的苦痛。

三

“世界怎么可能是洁白的呢？”杨易同志这样说。

有些道理，讲通似乎不难，悟透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我在想：生活里正因为有这么多疙疙瘩瘩，于是乎在社会这个躯体里，由于排泄不畅，由于淤塞沉积，产生了结石那样，在引起病患。因此我说：“老爷子，别以为我在追求乌托邦！一切一切，距离希望都太远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以为打走鬼子，就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我觉得消灭国民党，再恢复它几年，大概可以到达目的地。年轻，脑袋热，把一切看得那么容易和美好，这也是许多人犯了许多好心的错误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杨易喜欢说这样拗口的话，而且一口气贯下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事实和愿望永远不会协调的，承认现实，尊重客观规律，在吃够了三十多年的苦头以后，明白这一点难能可贵。世界要是洁白无瑕的话，还要你我共产党员干什么？距离希望岂止太远，甚至遥远，遥远。但无论怎么远，已经故去的一代，我们大势已去的一代，你们正在奋斗的一代，以及在崛起的一代，一代代像接力赛似地走下去，希望就愈来愈近了。”

“是这样吗？”我不大悟得透。

“当然！”这位纯净的共产党人，坚定地回答。

“假如有人捏着接力棒，硬不往下传呢？”我把胸脯一拍，“我兵强马壮，我一口气爬上十层楼，人家日本松下——”

他乐了，也许笑得过猛一点，好容易消停下来的疼痛，又开始剧烈地闹腾起来。几次和他同时住院的经验告诉我，他是个轻易不肯叫苦的人。大帅曾经说过，以钦佩的口气（一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帅座，居然这样仰慕，恐怕是相当确切的了），赞扬杨老客带着碗口大的枪伤，在高粱地里，爬了一夜一天，找到了队伍。“妈的，就算是铁打的，也要散架的。他活着，不但活着，连买枪筹的款，一块没丢。二百块袁大头，够分量的。”现在，肯定他疼得厉害，是蓝色的大海咒语所不能抑制的。于是，我按了电铃。

在我没有升格可住干部病房以前，以为只要达到这一境界，便可以一切顺利。因为对我来讲，最需要的特权，莫过于给我省点时间。全中国每天由于候诊而浪费的钟头，肯定是个天文数字。但是，随着吾等侪辈的上升，能住干部病房的多了，服务水准也相应地下降了。电铃硬是响着，我听得出，值班护士很可能到同伴那儿讨论山口百惠去了，就是不见人来。

我继续按电铃，尽管杨易制止我，我也不撒手。他这种特能严格要求自己，和大帅的太不管不顾，我都不赞成。

门推开了，不是那个爱唱流行歌曲的护士，而是小温，昨晚上送我到医院来的出租车司机。

“你——”

“是我爸爸不舒服了吗？”她急切地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又闪进一个人来。小温急忙转身，说了句：“请你出去！”便推走那人，把门关上。叫了一声：“爸——”便向杨易病床走去。

“你又为我请假了？”

“没关系，有人给我替班。”小温放下手里的保温小桶，也许她侍候过杨易的病，知道他此刻的疼痛程度，便说：“我马上去找大夫！”说着，慌不迭地往外走。

门又被推开了，这回我看清楚是谁，敢情是那个复员兵许刚。原来是探视我来的，好大面子，简直破天荒。这个小伙子，似乎身上世俗的东西还不太多。原来没当厂长，我用他车，不冷不热，多话不说。后来新班子上台，他给我开车，照样不近不远，决不没话找话。我叫了他一声：“啊！小许——”

他顿时愣住了。早晨的阳光，先照亮我对面的杨易，和那个完全赢得我同情的女司机，许刚转脸才看到我。一句话——这个家伙多么实在啊！完全不懂得掩饰，连句顺便情的话，都不会讲——把我说了个透心凉。“啊！葛厂长，是你？你病啦？我一点都不知道，在这儿能碰上你！”

“那你——”我纳闷他来的目的，便把眼睛看着小温。

他摇摇头：“我不是看谁来的，我——”

小温对他说，虽然低声，但态度坚决：“你走吧！你离开这儿！我请求你。”她说着，努力把脸避开我。

“你为什么沉默？干吗这样懦弱？你不说，我说！”小许那种又恼怒，又痛苦，欲罢不能，非讲不可的神态，使我明白了全部蹊跷。马上在耳边响起吴大帅的责问：“……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我认为不爱讲话的人，未必不会讲话，而越是这样的人讲出的话，要顶你，能顶到南墙根，要答应你，肯定一诺千金，要回答你诚恳的问话，决不会有半点虚伪。素愉问过他，为什么总一个人？

他淡淡地一笑。然后他说：“我怕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

“为什么？”女人的性格，爱好盘问人家属于内心世界的隐私。我制止住素愉：“你应该给小许留点神！”

“那你一定有过朋友的啰？”

“是这样。”他点点头，“那还是在知青点的事了。”

“后来呢？”素愉追问着。

“她更爱另外一个人。正好，参军，我就走了。”

“三角恋爱？”

“不是三角！也许她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在心里爱；也许她感觉到了，等我表白。可我觉得那个同学比我强，她和他好，也许会更幸福。所以——”他不说了。然而，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我在心里回答帅座：“一个人要是能够做到无私，能够替他人着想，那他脚跟就立得稳稳的，谁也奈何他不得。吴老，小伙子敢在这个时候，送上承包方案，这不证明他毫无顾忌和心地坦然么？也许你会顺着车队长的话说：‘这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是障眼法！’那么，又怎么解释他在白色的世界里（明亮的阳光，把屋里照得越发地白）的义形于色呢？任凭小温用生硬的口气，要他离开这间病房，他像生了根似地不动分毫。而且对杨易讲：‘我看我们这个社会，怎么讲也是好人占多数！总会有人讲正义、讲真理、讲公平的话的。我就是为这一定要找您来的！’他笔挺地站着的样子，吴老，你要亲眼看到的话，你就会感到你周围，弯腰曲背，鞠躬如仪的人，未免多了一点吧？”

杨易也被这个青年人的生气吸引住了，他叫了一声：“小温，你——”意思很明显，老爷子宁可忍痛，愿意听下去。小温推搡着，并且威胁地：“我去叫大夫护士来撵你出屋！走开！我不需要你替我说话，你给我走，你给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