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想到自己的同时，也顾及他人的，只是相对少数；
第三类是只想到他人，而不顾及自己的，那是绝对的少数。
最后这一类人，或流星一闪，或惊鸿一瞥，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划破黑暗夜空的一道光亮，熠熠生辉。对大多数并非沦为物质侏儒的人来讲，仍具有超越于时空的震撼力。张煌言，就是这样的例子。
明清易代，东南一带，抵抗是最为剧烈的，清军杀戒大开，疯狂镇压，也是最为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陷城”、“舟山焦岛”……都是载之于史的惨案。中国人，说来也颇怪异，其实很软弱，到了生死关头，还相当骨头硬；其实很怕死，到了节骨眼儿上，还相当不怕死。所以，江、浙两省的老百姓，在反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一路南下的清军，燕赵齐鲁，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而到了江南，则寸步难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这样赞叹：“以明末人物言之，较唐、宋之亡，倍有生色，以整个力量，亦为壮旺。”
东南人民的武装反抗，直到顺治朝的中后期，才算稍有平息。一方面，南明鼠窜境外，郑氏困守台湾；一方面，清廷刚柔兼施，并行剿抚绥靖，中国人在勒住脖子的状况下，要是能够稍微透得过气来，基本上是信服现实主义的，很满足于苟全偷安、低头求生的，老百姓也就渐渐习惯清朝的异族统治。反清义军，一支一支地偃旗歇鼓；复明志士，一个一个地服膺新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势已去，人心已散，聪明者，不聪明者，都不得不走这条剃发留辫、胡服左衽的路。这其中，惟有张煌言，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剩下数十残军，既不改弦易辙，更不俯首称臣，仍飘泊在近海孤岛上，高擎义旗，屹立不倒。
他不是不了解这个必败的结局，中国文人的清醒，再没有比在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刻最冷静的了。国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他的头脑被腾空之后，便有足够的思考余地。他不能不赞同钱肃乐之上疏所言：“目前时事，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若不图变计，不知所税驾矣！”接下来，不能不反心自忖：难道因为无一存，无一生，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吗？难道因为知其必败无疑，必死不可，就袖手观望，引颈就戮吗？
中国人到了情势危殆的生死关头，马上就会分化为聪明的一派，傻瓜的一派，和既说不上聪明也说不上傻瓜的一派。归类，是每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这可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的“活着，还是死去，这可是个问题”的生存抉择。你是做聪明的一派，也就是认贼作父的投降派呢？还是做傻瓜的一派，也就是宁死不屈的抵抗派呢？或者，做那种既说不上聪明也说不上傻瓜的一派，也就是既不投降也不抵抗的听天由命派呢？张煌言之了不起处，就是他的“鲁阳挥戈”精神，明知其败，也要战斗到底。
中国人爱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张煌言造了将近二十年的反，虽然也还是不成，但能让大清王朝心神不安，让浙省要员睡不着觉，这就很令为文人者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张煌言不光会写诗，而且会打仗。虽不是行伍出身，却不让职业军人。黄宗羲在其《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有一段精彩文字，极写张煌言之智勇，之胆略。他全盛时，兵不过万，船不满百，但他懂政治，懂大局，懂得联络这些反清力量，一致竭力戮贼。
明年（即公元1659年，顺治十五年）五月，延平（郑成功）全师入江，公以所部义从数千人并发。至崇明，公谓延平：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自依。不听。将取瓜州，延平以公为前茅。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皆西洋大炮。炮声雷轰，波涛起立，公舟出其间。风定行迟，登柁楼，露香祝曰：成败在此一举。天若祚国，从枕席上过师，否则，以余身为齑粉，亦始愿之所及也。鼓棹前进，飞火夹船而堕，若有阴相助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议师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顿兵京口，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请公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延平已下京口，水师毕至。七月朔，公哨卒七有，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延平谓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办。七日，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祃牙相应。当是时，公师所过，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父老扶杖炷香、携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
一个文人能打出江南这半壁江山，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名言。这个张煌言，做出如此泼胆的天大事业，让已经坐稳江山的大清王朝，倾其全力来对付，来收拾，足足花了二十年工夫，未能得逞，未能敉平，那是何等厉害的角色？黄宗羲在《墓志铭》中赞叹：“于时海内升平，滇南统绝，八闽澜安，独公风帆浪迹，傲岸于明、台之间。”试想一下，如此迅风疾云，纵横江海，转战不歇，至死不悔的志士，成气候时，沿江入皖，坐窥南京，不成气候时，挂剑孤岛，划海而治。顺治一朝十七年，未能将其扑灭，如今康熙皇帝登基也已三年，张煌言还扼守着一个约数平方公里的岛屿，那大概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块土地了。居然用旧朝正朔，居然存故国衣冠，居然与大清王朝为敌到底，这一切，都是这个文人所为，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张煌言（1628—1664），浙江鄞县人。字玄著，号苍水，崇祯举人。他之这样做，是一种必然。首先，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命运；其次，一个时代的潮流，往往决定人生趋向。他别无选择，必得这样做，也不能不这样做。明知其大势已去，明知其败局已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明知死路一条也不犹豫动摇，哪怕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文人总是把自己与这块土地扭结得最紧，总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扭结得最紧，说不上生死与共，至少也是休戚相关。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大军压境，战火燃眉，或臣服，或抵抗，或做顺民，或存故明，时年二十四岁的张煌言，作出自己的抉择。张煌言从家乡鄞县来到府城宁波，先后与钱肃乐的义军。与张名振的义军，与郑成功的义军，初期，驰骋宁绍，转战浙东，中期，三渡闽海，四入长江。转战千里，出生入死，屡败屡起，战功显赫。后期，只剩下他一支义军，坚持抗清斗争十九年，成为清朝政府芒刺在背的心腹之患。
所以当这块土地颠覆震荡，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最先触动的就是这些读书种子、文化精英。李世民给萧瑀的一首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便可了解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爱国文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大义凛然的斗志、宁死不屈的节烈，前仆后继的精神。在改朝换代的这段岁月中，仅以文人为例，如张煌言这样的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异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战斗而殉难者，可以开列出来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
刘宗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1645年，南京、杭州相继失守，绝食而亡。
史可法，崇祯元年进士，1645年，坚守扬州，城破被俘，清亲王多铎劝降，宁死不屈，遭杀害。
左懋第，崇祯四年进士，1645年，北行议和，不辱使命，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劝降，不从，被杀。
夏允彝，崇祯进士，1645年，因清兵进松江，其友人皆及难，乃赋绝命辞，投深渊死。
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1645年，率领嘉定军民据城反抗，城破，与二子投水。气未绝而清兵追至，父子三人皆遇害。
朱大典，万历进士，1646年，守金华。城中有火药库，恐陷后资敌，在清军攻进城后，引爆自杀。
黄道周，天启二年进士，1646年，在婺源为清兵所败，被俘，在南京被杀。
万元吉，天启五年进士，1646年，坚守赣州半年，城破，投水自杀。
吴易，崇祯十六年进士，1646年，夺敌辎重，再屯太湖，战败，被俘杀。
张家玉，崇祯十六年进士，1647年，受困增城，兵败自杀。
陈子龙，崇祯进士，1647年，联结太湖兵，谋再举事，事泄被俘，乘隙投水死。
陈邦彦，举人出身，1647年，因城破被俘，不降，遭杀害。
夏完淳，诸生，夏允彝之子，1647年，起义失败，被捕，牺牲时年仅十七岁。
钱肃乐，崇祯十年进士，1648年，兵败连江，忧愤至甚，呕血而死。
黄毓祺，天启元年恩贡，孤身起兵抗清，1648年被执，不降，死于南京狱中。
何腾蛟，举人出身，1649年，湘潭被俘，绝食七日，不屈而死。
瞿式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50年，守桂林，清兵入城，逼降不屈，从容就义。
……
“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抵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贵族。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随着社会文化传播之广，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钱穆《国史大纲》）
在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戴名世的《乙酉扬州城守纪略》、陈贞慧《过江七事》，以及《东南纪事》、《浙东纪略》等清初著作中，还有很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张煌言只是最后将这段抗清斗争史，画了句号的英雄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名而振者为绝大多数，后世读者，多记住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大说得上他们在世时的行状。但是，同是这部文学史，还有极少数的优秀分子，既以文章名天下，更以人品存青史。张煌言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的诗，激昂慷慨，忧国忧民，可以用“饮血吞泪，气壮山河”八个字来形容。
甲辰七月，张煌言孤岛被执，被押至定海，万民拥至，他向大家屈膝，叹息功败垂成，大家也向他顿首，默默垂泪。
他写下了这首诗：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
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他的诗写得非常壮烈，提起这位明末清初的诗人，首先想到的绝对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征战，他的失败，他的流亡，他的就义。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匆匆的过客，但有的人在其匆匆的一生中，却在创造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张煌言之死，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彻底结束。所以张煌言的士大夫的形象，一介文人的形象，已非他这一生的主要特征。身经百战的艰苦卓绝，生死关头的慷慨赴义，那才是人们提到这个名字时，首先浮现出来的印象。
这位最后的反清志士，一个文人，从宁波的城隍庙首义起，到杭州的弼教坊毕命止。一直是以宋末的文天祥和谢枋得为楷模自许，他也以他的生命写出民族气节的强音。正如黄宗羲的评价那样：他成为“比之文山，人皆信之”的“千载人物”，而流芳百世，被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