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是清代戏剧家蒋士铨《临川梦》杂剧中的一首出场诗。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文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当然，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但是，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因此，作为文人，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文人。此人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生于1716年，逝于1797年，享年八十一岁，优哉游哉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他的一辈子，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喇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作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呢，还是假装着的？惟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这位老人家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因此，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对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我觉得有值得中国文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干咱屁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的。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摸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多么（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多么”）的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地风花雪月着，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戴墨镜的便衣钉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吗？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弘历（1711—1799），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二年，是个在文化思想范畴中，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其镇压防范，极其猜忌挑剔，极其兴师问罪，极其滥杀无辜的皇帝。他1735年登基，1795年内禅嘉庆，又做了三年太上皇。在他执政期间，制造了一百四十多起的文字狱案件，平均每年二点七起，其中四十多起要案，均处以极刑。这就是说，在位六十三年中，每隔一百天，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乾隆在整肃知识分子方面，在收拾异端思想方面，在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方面，在歹毒刻薄、无所不用其极方面，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不但同出一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乾隆时期主要文字狱案件：
十六年（1751）伪孙家淦奏稿案；
十八年（1753）刘震平《治平新策》案；
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二十二年（1757）彭家屏奏灾案；
三十二年（1767）蔡显《闲闲录》案；齐周华《名山藏初集》案；
四十年（1775）王锡侯《字贯》案；
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株及沈德潜作序案；
四十六年（1781）尹嘉铨“古稀罪”案；
四十七年（1782）吴英拦舆献策案；
四十八年（1783）李一《糊涂词》案；
五十三年（1788）贺世盛《笃国策》案。
以蔡显的著作《闲闲录》为例：
乾隆三十二年（1767）戴名世诛后之五十四年，三月，华亭孝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刊行，有人告密检举，其中引用前人诗“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有“怨望谤讪”意。蔡显得知以后，立刻呈书自首。五月，两江总督以书中悖逆语句甚多，拟凌迟处死。六月，乾隆在谕旨中大做文章。“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但阅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侘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一间，或可原情酌减，及细检未签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香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行教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系有心隐跃其词，甘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蔡显从宽为斩立决，长子必照改为斩监候，门下士十人，或谪戍，或长流。地方官高晋、明德在查办此案中失察，竟未能发现重大悖逆词句，也加以处分。
虽然到乾隆时，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历代皇帝，那种边鄙民族的狭隘偏执，发源野蛮的讳莫如深，文化落后的耻于齿及，满汉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国家最后的衰败。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自屎不觉臭，死抱住亡人牌牌不放的愚执。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数、地域大于自己，文明、文化高于自己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戒备防范都来不及，忌虑抵制还来不及，焉能有将国家、民族进入世界之林的宏图大志？所以，对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在屠灭上之不留死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位。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满清文字狱档》，顺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计一百五十二年，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的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数百起文字狱案件。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三个月，就得收紧骨头一次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相当愉悦地活到了八十一岁，寿终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么？能不令人视为奇迹，纳罕叫绝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这样一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的大文人，居然逃脱乾隆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据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