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汉语辞典里，“节操”一词，都解释为“气节操守”。其实，细细考较起来，“气节”和“操守”，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气节”者，是一种精神，是存之内心的，常常看不大见；“操守”者，是一种行为，是形之于外的，倒都全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气节”，是对于信仰、信念、教义、宗旨的坚持，不到关键时刻，不会表露出来。“操守”，是对所认同的主张、观点、决定、方针，在为人处事，言行举止，感情性格，志趣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节操”一词，若是译成英语的话，就大不如中文简捷。要用一长串的单词，“highmoralprinciple,moraliy”，滴里嘟噜，绕半天舌头，才能说清楚。也许，这就是方块字的优越性吧？
公元1644年，夏历为甲申。这一年，天下大乱，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人，过得可谓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这一年为明朝灭亡之崇祯十七年，同时又为清朝开国之顺治元年，历史上习惯称之“明清易代”。但就华北地区而言，特别是京畿一带，很难将本年自三月十九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的大顺政权撇开不论。李自成，也就是闯王，他率领的这支一直被蔑称，其实也算准确说法的“流寇”，基本上为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队伍，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之后，终于在这年春天的一个细雨夹雪的早晨，到达他的终结目的地。
不过，这个短命政权，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停留时间不长。可这条汉子曾经有效地统治过京城一个月零十天左右，是确凿不移的事实。关于这个政权为啥如此短命，北京的坊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本来，据《推背图》，李自成至少应有四十年的真命天子运，可那些“迎闯王，不纳粮”的农民军，在打京城之前，闯王许诺他们天天要像过年那样快活。因为农民视之为一年之中最大的快活，莫过于过年。而过年的最大快活，莫过于包饺子。进城以后的这四十多天里，大顺军顿顿按领袖的指示，让供养他们的市民百姓，剥葱剁肉，擀皮拌馅，包饺子吃。大街小巷，胡同里外，都支开大锅大灶，整个北京城，成了桑拿浴房，热气腾腾。由于中国贫苦农民，只有过年那一天，才能吃上一顿饺子，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也以玉米面饺子来“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这下可好，闯王的四十年帝运，就被这些天天过年吃饺子的嘴，在四十天里，统统吃掉了。
四月二十九日，是这位老陕在北京的最后一天，那天他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居然在撤军的最后一刻，还有条不紊地，以颗粒归仓的精神，做了几件大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农民革命家的好心情。第一，于武英殿正式登基称帝；第二，追赠七代皆为帝、后；第三，立妻高氏为皇后；第四，穿上龙袍、戴上冠冕列仗接受朝拜，同时派牛金星替他到天坛行郊天礼（他实在忙不过来了）；第五，放火焚烧宫殿及九门城楼（我带不走的谁也甭想得到）；第六，将拷索所得金银及宫中帑藏器皿，全部熔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载以骡车。二十四日凌晨，从德胜门进京的他，又从德胜门开溜了。（据章开沅《清通鉴》）
老天爷说，一年只能过一次年，不可以天天过年的，这就是农民暴发户的不成气候了。然而，这种揶揄背后，也反映着农民掌握政权，难以逃脱“其兴也勃，其殆也甚”的宿命。民间有一句谚语，“别把豆包不当干粮”，没有这支农民军，明未必亡得如此迅速，清未必胜得如此轻松，明清易代也就未必如此手到擒来，天上下馅儿饼，吴三桂降清，打开山海关，多尔衮遂居天下，说到底，其实是捡了个便宜。
不过，由此证明，这一个多月的北京，上演的是一出明与大顺，然后清才加上的三国演义，这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可耻的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事实上，满清的睿亲王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里夺得了明朝的首都，而明朝的崇祯皇帝并不是败于多尔衮，是败于李自成，才登景山顶吊死在歪脖树上的。由于朱由检上了吊，紧接着，大顺军进城，家家户户的门上，大书“顺民”，以保全性命。而且，大顺军是一支不讲究辎重后勤、保障供给的队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路吃大户而来。所以北京城的这些顺民们，每五户要摊派一名大顺军，保证其有饺子可吃。紧接着，那小花脸或者小瘪三，由于老婆遭大顺军扣留了，一怒之下，将关外八旗兵引进京城，于是，这些板凳没有坐热，饺子尚未吃够的一众庄稼汉们，放火烧了北京，向西向北分路开拔走了。于是，全城百姓赶紧扯下门板上的“顺民”帖子，人人薙发，个个留辫，诚惶诚恐，奴才一般地向大清王朝磕头，表达忠诚。
“闯贼本无大志，自得牛李后，始知收拾人心。至京师，颇严军令。然其下为贼久，令虽严，不能制也。军士初入民室曰：‘假汝灶一炊。’既食，曰：‘借汝床一眠。’将眠曰：‘雇汝妻女一伴。’不从则死。已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民不胜毒，缢死相望。”这是清人吴伟业《鹿樵见闻》中所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不可尽信。但可以想象这支农民革命军，进得城来，那种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日子，怕是高兴得连做梦都会笑醒的。
由明而大顺而清，这样贴烧饼似的翻来覆去，可苦恼坏了公元1644年京城内的百姓，一会儿向这位菩萨烧香祷告，一会儿向那位尊神哀求饶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那个小花脸或者小瘪三吴三桂，那般没皮没脸的。连一位姓费的宫女，还怀利刃想刺杀强暴她的大顺军高级首长呢？更何况权贵、勋戚、文臣、武将；更何况商绅、贤达、名流、耆宿；更何况文人、儒士、清流、雅客；更何况生员、役吏、书办、文案……都不能幸免地要面临这场生或死，战或降，走与留，宁死不屈或苟且偷生的选择。
于是，就在公元1644年的北京，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风亮节之士，也看到了为数可观的道德沦丧之徒。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这一年的明、清、大顺三方的角力中，以李自成最具优势，因为明朝的腐败使他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襟黄河，控江汉，据太行，逼京畿，坐拥中原的军事集结，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等到强清弱明，鹬蚌相争以后，坐收渔人之利。可这位闯王，到底沉不住气，要是他不急于当皇帝，不急于消灭明王朝，还真有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可能。然而，人性的悲剧就在于，一个种地的庄稼汉，他的全部生存哲学，就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是为了到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这就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社会养成的最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至于明年，至于后年，至于十年、五十年以后，对他来讲，都是扯淡的事。李自成，这个米脂驿卒，也是一个眼光至多能看到来年开春的农民。自崇祯二年为“流寇”起，至此已十五年了。1643年攻下西安以后，这位闯王决定不再“流”了，已经“豁出一身剐”了，现在就差最后一步，“敢把皇帝拉下马”，是到了将朱由检拉下龙椅，由他来坐江山的时候了。
李自成，显然这样盘算，如果俺不到北京去摘这个桃，关外的清人肯定先下手为强了。与其由他捡这个便宜，为什么我不捷足先登，抢先一步？庄稼已经熟了，就得赶紧开镰，李自成革命十五年了，这本种田经没丢掉，像一个怕误了节气的米脂老汉，对他婆姨说，俺要到北京城收庄稼去了。
应该承认，李自成一路“流寇”过来，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能有今天的辉煌，并不全是他的能征惯战，指挥有方，而是，第一，明朝已绝对腐朽，第二，地方官已完全失控，第三，老百姓已无以为生。设若这三个因素，有一个不成立，李自成将永远是一名东奔西窜的流寇。前辈作家姚雪垠先生穷其毕生之力，用长篇历史小说证明，此人在政治上的高明，在军事上的成熟，真是煞费心思到了极点，一定要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游击战略的十六字方针，落实到李自成的实践中去；一定要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建立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贯彻到李自成的行动中去，使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这难度该是多大呀！
其实，在文学上，真实，是最美的，百分之百的真实，百分之百的美，要是美到一百一，一百二，就可能要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了。有什么办法呢？在中国文学史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常常是大家、名家、老作家的难以规避的致命伤。为一个人写，而想得到大家的鼓掌，恐怕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这也是姚老一生为他这部著作，终于未成“显学”而抱憾不已的事情。
上帝其实挺吝啬，不会特别垂青于谁，如同下雹子一样地降下文学大师。因此，在文学史的某个阶段，出现大师缺位的空窗期，是很正常的。至少，当代中国文坛，就处在这种真空状态之中。因为，连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的鲁迅、胡适那样的大师，也找不出一个。于是，一些志大才疏的狂妄分子，或自我感觉为“大师”，或众人哄抬为“大师”，或主流加冕为“大师”，或砸下银子为“大师”，这样，文坛便出现“大师多如狗”的热闹场面，而成为人们不禁摇头的笑话。
幸好，大家也都明白这一点，小说不是正史，古人早说过了，“小说家言”，乃街头巷尾的“稗史演义”罢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信以为真，则大谬不然。因为，李自成再伟大光明正确，毕竟跳不出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农民的政治家，一个农民的军事家，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战略观点。
农民守着土地，有其勤劳朴实善良本分的优良天性，一旦离开土地，那小农经济制度所养成的短视浅见的小格局，贪得无厌的大胃口，阴冷残酷的报复心，冒险盲动的破坏性，种种弊端，便会暴露无遗。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欲望也逐渐膨胀，随着身价的日益抬升，野心也日益狂妄。君不见近年来那些“双规”的党政干部，报纸上作过统计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有着比李自成还好的出身和成分呢！
《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23日，第2版）的一篇文章，对近年来犯罪领导干部的出身作了统计。其中出身于城市者为24.36%，出身于县城者为34.62%，出身于农村者为41.03%。这数字，值得深思。
公元1644年，大年初一，在西安过年的李自成，他要建大顺国，称大顺王了。看来，他是打算先实习一下，预演一下，然后，到北京紫禁城里，再戴上那顶皇冠时，就省得京城老少爷们笑俺们老陕，土得掉渣了。大顺政权的成立，说来几乎等于笑话。究竟是这年的初二，还是初三，甚或是初四成立，这帮革命家都说不准了。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初一，那天尽忙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了。道理很简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着一盏香甜可口的稠酒，面临“分田分地真忙”这桌盛宴的农民军，自然是要看着碗里，望着锅里，计算能到自己手下多少胜利果实了，哪会费心思记住建国的日期。于是，什么时候立国，什么时候灭亡，史家索性一概忽略，直当一群乌合之众的儿戏。但李自成很起劲这个政权，造历书，封功臣，开科取士，檄告远近，露布天下。国号曰大顺，年号曰永昌，以西安为西京，为他的临时首都。未来的大顺国首都，他宣布，就是马上要去攻打的北京。
二月二，龙抬头，李自成就率大顺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先陷汾州，再取太原，后夺大同，势如破竹；接着，攻上党、彰德，占固关、真定，逼近京畿，然后，发起总攻。三月十一日，据宣府，十五日，破居庸，十六日，陷昌平，十七日，大顺军包围京师，十八日，拿下外城，农民军由外八门蜂拥而进。这种闪电般的进攻速度，比之拥有阿帕奇直升机，悍马装甲车的美军攻伊部队，有过之无不及。这支农民军跟随闯王做“流寇”，南北驰驱，东西征战的队伍，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看见德胜门城楼子上的黄瓦翠檐，一群一群飞翔的鸽子，甚至依稀听到更远的，也许是紫禁城上空嘹亮的鸽哨。在众军呼啸中，骑在乌骓马上的李自成，我想他是应该开心的，很开心的，从统帅的观点，这是一个大获全胜的日子，从老农的观点，这是一个丰收在望的日子。那时的他，决不会料到，不出一个月，还要从这里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所以，我不解，在北京市的五环路外，由德胜门去昌平的公路上，有一尊李自成的骑马雕像，那张农民的脸，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神色凝滞、严峻、忧郁和不开心的样子呢？
这应该是那天崇祯上吊时的面部表情，他万万没有想到，横征暴敛，赋繁税重，天灾频仍，官逼民反，竟是在造就这支浩浩荡荡的掘墓人队伍，大明王朝终结的一天，终于来到。
李自成在摆阔、讲排场上，远不及他的唐代同行，公元881年1月，黄巢率他的农民军入长安时，据《资治通鉴》：“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看来这位陕西米脂驿卒，还存有农民的忐忑，不敢太傻狂了。而那位山东菏泽的私盐贩子，已是彻底变质的农民；农民一旦成为流氓无产者，便无恶不作了。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须臾，城陷。”“贼千骑入正阳门，投矢，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于是俱门书‘顺民’。”十九日，晨，李自成攻进内城，崇祯帝“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杂内竖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内监守城，疑有内变，施矢石相向。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邸，阍人辞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殿自经。”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基本上属于狗肚鸡肠之辈，心胸狭窄的小人一类，不过，死得较惨，大家还多能同情他。
据说崇祯死前遗诏中自我辩白：“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顺治十四年福临视察思陵，拜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看来，这两个人有点同病相怜呢！（李清《三垣笔记》）
也许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乱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五骑从之。”接下来，便是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所写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死难场面。
从这个月开始，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1．怀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陷京师，帝崩于煤山，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死之。初，贼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翌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
2．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变，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酹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后，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