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就病了。
后来，他就住进了医院。
后来，查了出来，他还不是一般的病，很严重，也许没有什么指望了。
真是糟糕透了，王总好懊悔，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真诚地想让老头感到欣慰，让他知道大家爱他，一个如此洁身自好的人，谦虚谨慎地，不惹一点事地生活了一辈子，使他的生日成为他的、他家的、也是他的亲近朋友的一件赏心乐事，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谁能料到效果适得其反，真是有些悔不当初了。
过了生日，没有几天，他觉得不舒服，到医院去看看病，便留下住院了。
“真糟糕……”
躺在病床上的俞万孚，仍是那样温和谦逊，他觉得王总的自责和负疚之心，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你呢？我从心里想谢你还来不及呐！”
无论如何，这是他一生中再一次的风光，他觉得他活得值了。
“要不然……”
王一平等着听他这个“要不然”以后，会说出些什么隐衷。
“我很好，真的，我很好……”他又恢复了他那毫无挑剔的老样子。但不等于王一平毫无感觉，毛主席说过的，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他，这位老者可实在不容易啊！
王总从医院回到机关，到组织部，坐在毛干事面前。“我去看了俞老，够呛！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他？”
“唉！”
“奇怪，叹什么气？”
毛干事从身后铁柜里搬出来俞万孚的人事档案，像两大块城墙方砖，上面积满了灰尘，变黄变脆的纸张，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
“这就是我们把腿都跑细了的成绩。”
“外调材料？”
“还能是什么？在我们这个部门。”毛干事从中找出了一封信。“你看吧，你就明白了！”
他接过来，不知信中写些什么？像捏着一颗定时炸弹，生怕它要爆炸似的。
对王一平这类新上来的领导干部，头一次接触人事机密，那种新鲜感，神秘感，甚至还有点惊惧的样子，毛干事面露老资格的哂笑和不以为然的神气。
没想到他激动地站起来，把信摔在桌子上，说了三个字：“亏你信？”
毛干事怔住了，无论如何要听听组织部门的意见以后，再作判断吗？也许我要讲出的看法，未必跟你不同，但规矩是应该这样一个程序。唉，他感慨这些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太缺乏当头的素养。他给了他一句：“总是要照章办事的。”
“立案了？”
“当然。”
“调查了？”
“当然。”
“跟本人见面了？”
“当然。”
他跌坐在那里，好一会儿不吭声。
“怎么啦？王总？”
王一平不再冲动了。他说，当他看完这封还是直行书写的告密信时，先是想笑，后是想哭，跟着就是愤怒。无法想象这些荒唐的谎话，亏这个王八蛋编得出来？而且言之凿凿，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过稍为有点头脑的人，掐指算一下，不可能相信那时尚未成年的俞万孚，受过满洲国宪兵训练，并且血债累累。“纯粹无中生有，放他妈的屁！”
毛干事其实也持同样观点，不过他听出王总言下之意，对他们工作有些看法。便说：“你再看看检举信，说他隐瞒身份这一点是没法排除的呀，作为组织部门，总得对同志负责，要搞清楚，是不是呀？”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告密者一口咬定俞万孚的名字是假冒的，真名叫朴万成，高丽人，原籍京畿道金浦。“幸亏那时是抗美援朝，要是二战的话，俞万孚没准成了德国纳粹份子。看样子你们当时没少辛辛苦苦外调过？”
“那还用说。”
“去了金浦？”
“那儿离汉城，仁川不远，可惜去不了。”毛干事挺遗憾。“不过东三省让我跑遍了。”
“结果呢？”
“当然不可能有结果。”
“那也就做不了结论？”
“只好搁置。”
“一直挂着？”
“这也是没有办法，对当事人来说，绝不会快活。”
“老俞知道？”
“不可能不找本人核实的，王总！”他也很遗憾。
“他说什么？”
“你说他能讲些什么，反正前门外那几条胡同里看他长大的老头，老太太还在。”
“去查了吗？蹬个自行车就办了，不困难。”
“还用你说，正好派的是我。”
“怎么样？”王一平急切地问。
“找到老头，老太太有什么用？第二封检举信又来了。”他翻出那封信。
王一平连看都不想看，“应该调查是谁干的？”
毛干事开始和王一平声气相同起来：“就是那个假娘儿们，他承认。”
“诬陷是犯法的。”
“赵芝生说是他自己老婆告诉他的这个秘密。”毛干事火了，当然火那个假娘们。“我操他八辈子先人板板，赵芝生揭露俞万孚和他妻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基本上属于长期霸占性质，他忍气吞声，先后达四年之久。其间生过一个女孩，人工流产一次，都是俞万孚干的。高丽人的事，就是这样无意中对他老婆说漏了嘴。”
王一平听得头都晕了。
“还不止这样，赵芝生说，俞万孚后来另结新欢，为了抛弃她，将她毒害死了，用的是敌敌畏。”
要不是王总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早用拳头擂桌子了。“这回呢？还信？”
“当然不太信，但是赵的老婆，千真万确是非正常死亡。”
“肯定，又找俞老去调查……”
“例行公事。”
“可你该记得，赵芝生那时已经住过两次安定医院，后来就送到回龙观精神病院，一直没出来。”
“我也这样想的。老头每天晚上离不开三两酒，不会生别的闲心的。”
“那你还去折磨老头……”王一平不想再纠缠那些往事了，他说：“你也知道老俞的日子剩下不多了，你是不是去对他正式讲一下组织部门的意见？不能让他死后还作为一桩悬案挂着。”
毛干事虽是老资格的人事干部，但他相信自己不会落伍，能赶上新的形势，时代在进步，思想方法也应有些变化。他当即把那数公斤的档案，锁进铁皮柜里，和他的领导一块坐车到医院去了。
“怎么你又来啦？王总！”俞万孚有些惊奇。“还有毛干事！”
这位一辈子丝毫挑不出错的老者，脸色平静，但是，眼睛里连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彩，也看不见了。毛干事在北京工作数十年，仍是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龟儿子”，“格老子”地把该讲的话，一口气全讲了。
以为俞万孚会说两句感谢组织的话，谁知没有下文。
“千万千万，别再背着那些负担了。老同志，想得开，病好了，到我家喝酒，四川可是出好酒呵！”
好一会儿沉默。
“俞老……”王一平喊了他一声。
估计老先生一定会清楚到最后一刻，他知道这是很难堪的沉默，便说：“提起酒来，我倒觉得，对我来讲，除了这口酒外，活着也好，闭眼也好，其实都差不多的。”
王总走出医院的时候，对毛干事说：“好像该给老头把悼词先准备起来。”
不过，怎么落笔呢？
难道，就写他这一生，就好一口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