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我站在中国书店的柜台前，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卖掉这套《译文》的时候，我犹豫了。这其中有几本杂志包含着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将来使他那一套《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国书店的收购条件，必须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则，就要你把书往磅秤上堆了。

原谅我吧！老同学！我太需要钱了，因为我太饿了。

后来，我从外地又回到北京来，他却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难得见面一次，话题也不免太多。但这件绝非小事的细节，我总是忘了告诉他一声。当然，他那豪爽任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会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辞世，收到他的讣告，马上想到了他那几本被我卖掉的《译文》，为未能使他了解，而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了。其实，六十年代那最饿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样，也浮肿来着，也冲过酱油汤喝来着，想到这里，除了遗憾，更有不能释然于怀的歉意了。

第三次卖书，便是七十年代那轰轰烈烈岁月里的事了。

如果说，五十年代卖书，只是为了割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属于外科手术。那么，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因为来抄家的狂热之极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的。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放明白些，除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外，要紧的是不能给抄家的小将们，留下任何口实，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极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非马列的书？是何居心之类的话，必然跟着批过来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份书都送到废品站落破烂。

现在重新回过头去，想一想当时卖书的往事，说不好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

“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我妻子有点不耐烦。

“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这位怕肛门受到精神污染的红色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虽然负责审查，大权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说了算。但识字不多的这位审查大员，还需要我一一报上书名，才决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册的《契诃夫文集》递了过去，她问：“哪国的？”

“俄国的。”

她不收，拨拉到一边。

“为什么？”

她眼睛一瞪，“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

同样的理由，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线装本的《元曲选》，我俩又原封不动的拉了回来。这三套书，正好封、资、修，全齐了。现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摆着，没有变成擦屁股的手纸，真得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大义凛然”。

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制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趁着我妻子和收购的算账的那一会儿，我问老人：“你老人家把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份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么？”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他说：“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

老人动作缓慢地把那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

但愿从此不卖不想卖的书，那该多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