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我站在中国书店的柜台前,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卖掉这套《译文》的时候,我犹豫了。这其中有几本杂志包含着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将来使他那一套《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国书店的收购条件,必须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则,就要你把书往磅秤上堆了。
原谅我吧!老同学!我太需要钱了,因为我太饿了。
后来,我从外地又回到北京来,他却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难得见面一次,话题也不免太多。但这件绝非小事的细节,我总是忘了告诉他一声。当然,他那豪爽任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会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辞世,收到他的讣告,马上想到了他那几本被我卖掉的《译文》,为未能使他了解,而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了。其实,六十年代那最饿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样,也浮肿来着,也冲过酱油汤喝来着,想到这里,除了遗憾,更有不能释然于怀的歉意了。
第三次卖书,便是七十年代那轰轰烈烈岁月里的事了。
如果说,五十年代卖书,只是为了割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属于外科手术。那么,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因为来抄家的狂热之极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的。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放明白些,除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外,要紧的是不能给抄家的小将们,留下任何口实,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极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非马列的书?是何居心之类的话,必然跟着批过来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份书都送到废品站落破烂。
现在重新回过头去,想一想当时卖书的往事,说不好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
“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我妻子有点不耐烦。
“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这位怕肛门受到精神污染的红色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虽然负责审查,大权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说了算。但识字不多的这位审查大员,还需要我一一报上书名,才决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册的《契诃夫文集》递了过去,她问:“哪国的?”
“俄国的。”
她不收,拨拉到一边。
“为什么?”
她眼睛一瞪,“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
同样的理由,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线装本的《元曲选》,我俩又原封不动的拉了回来。这三套书,正好封、资、修,全齐了。现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摆着,没有变成擦屁股的手纸,真得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大义凛然”。
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制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趁着我妻子和收购的算账的那一会儿,我问老人:“你老人家把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份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么?”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他说:“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
老人动作缓慢地把那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
但愿从此不卖不想卖的书,那该多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