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郁达夫的两句诗！”G老师说。

“哪两句？”我问。

她笑我，“还是个作家！”

“我哪有老师您学问大。”

她展开一幅她的书法，说是要送给我的。字迹娟秀，写的是郁达夫的《病中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她教过我中学语文，那是在上海，在解放前。当时她年轻漂亮，明眸皓齿，亭亭玉立，现在还可以从发黄的照片上，看到她当年的丽人倩影。

“你还记得我那时的模样么？”她问我。

我恭恭敬敬地回答：“当然记得的，老师！那时，您太有魅力了，高班的同学还有的敢给你写情书呢！”

她嘻嘻地笑了，看来，这位迟暮的美人，并未忘情她风光的岁月。

我记得，G老师笑起来最迷人了，她给我们讲《长恨歌》，讲到“回眸一笑百媚生”时，我们这些学生，从她那张明艳照人的脸上，就全明白诗句的原意了。可如今，她一笑，天哪！不仅仅丑，还显得有点刻毒和敌意，原先她不是这样的。她很美，一种甜蜜的美，让人马上联想到“秀色可餐”这句成语。

没办法，时光像一面筛子，总是把美好筛掉，留下来丑恶。于是，这一切交错着的历史，遂构成了人们心灵上的相当沉重的负担。人们管这种不幸的存在，叫做现实。

G老师可真老了，老得不像样子，这现实太残酷了些。

虽然她坚信她不会死；但是她知道，总有一天，死是无可回避的，会找上门来的。所以，她想开了，她讲述了她心头的隐秘。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真正的爱。虽然先后结过两次被别人羡慕的婚，一位是阔少，一位是高干，但她终于明白，不是爱。于是，她活着的最大愿望，便是再见一眼那位豆蔻年华时的情人。

大家当然很诧异，一辈子也未告诉过任何人，就烂在肚子里好了，何必在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翻腾出来呢？G老师认为再不讲出来的话，也许真会死不瞑目的。可她女儿说，我不懂，我妈干嘛非要破坏自己比较完整的形象呢？

G老师反过来问她女儿：“力力，我为什么要完整？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情人，我在死前说出来，就不完整了么？”

我是当说客来的，结果我却听G老师讲她这段难能可贵的爱情。她甚至说：“这或许可以当你的创作素材……”她说得很慢，她愿意这样甜蜜地回忆，她告诉我，那是她十七岁那年，遇上了这个应该跟他一走了之，但一念之差，便懊悔终生的情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随我的父母和我的未婚夫，离开上海租界到老家去，路过杭州。”

“西湖倒是最适宜罗曼谛克的地方。”力力用一种嘲讽的口吻说。

老太太没听出来，她解释，逃难的人，疲于奔命，不可能有游山逛水的闲情逸致。

“可你却情不自禁地产生了爱！”她女儿对她丝毫不客气。

她笑了，“可是，那时我才十七岁呀！”

“你别忘了你是有未婚夫的人，妈！”

“难道有了未婚夫或已婚夫的女人，就不允许再爱上别的男人了吗？假定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

力力显然继承了她父亲的一身革命正气：“哪个人不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找到借口呢？”

“不完全是这样，力力，日本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若天的爸撇下了我，只顾自己逃命。就从这一点，我爱上救我命的人，而背弃在危难中不管我死活的人，我良心半点也不受谴责。一九四九年他又这样扔下我，跑到外国去，我嫁你父亲，难道你也认为我不应该吗？”

“那你既然爱你的救命恩人，为什么不同他结合，结果没过钱塘江，又回到未婚夫的怀抱里了呢？”

这抢白的语气，在场的我，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

G老师却并不在意，她承认她是一念之差，应该跟他和他的大学一路撤向大后方的。说到这里，还流露出悔恨之情。“谁教我顾念爱情以外的许许多多呢？”

“他是个大学生吗？”我问。

“不，他当时是助教。”

“那一定由于风流倜傥，把你吸引住了？”力力又讥讽地插嘴。

老太太昏花的眼睛里，透出一丝温柔，好一会才从回味中过来：“我现在不想再瞒任何人，我把我给了他，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心实意想给的男人。真的，一点儿也不是报答。他都能为我去死，还要我的什么呢？这是爱的必然，所以我从来也没后悔过。也许他还有点点丑，可他是真正的男人。尽管我结过两次婚，在我生活中他是我一直爱到今天的，唯一的一个男人。”

她的女儿背过脸去对我说，绝不怕她妈听见：“我母亲是不是有点神经兮兮的？老天拔地的了，还说得这样有滋有味的。”

今年，G老师整整七十岁了，取下假牙的话，是一位真正的瘪嘴老太婆了。目前，她至少有四种疾病缠身，心脏病，萎缩性胃炎，白内障，这都不怎么可怕，问题是她的脑萎缩，据力力讲，后果不堪设想。但G老师坚信，她不会马上死的。并且赌咒发誓地说，不见到他以前，上帝不会让她闭眼的。

“后来呢？老师！”我等她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她却戛然而止：“就分手了！”

“分手了以后呢？”

“便是一辈子的魂牵梦萦了！我睡在我先后两个丈夫身旁，再也没有那种强烈的爱！我从来不恨他们，他们给了我一切。但我终于明白，有了一切，不等于爱，是不？”

她女儿在一旁，大摇其头。

“这么看来……”我不想太使她失望，试探地问。“您认为他还可能健在吗？”

“在钱塘江边，我们海誓山盟过的。他让我等待着，他不会食言的。那是一个真正男人，你们想想，头上是炸弹，身边是一片火海，他从烧塌的房子里救我出来。”

她认为他准活着，并且在四处寻访着她。如果按照她的爱情故事所发生的年代推算一下，她十七岁那年，这位先生已经大学毕业，而且做了助教，那么，必然要大她好几岁。保守一点，十岁的差距总是有的吧？G老师不反对这样的估计。因为准确的年龄，她也说不好。那是一段萍水相逢的姻缘，匆匆地遇上了，匆匆地爆发了爱情，然后又匆匆地分手而去，来不及询问这些属于户口簿上的事情，当然也是情有可原的。

G老师问我：“年龄对真正的爱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么？”

“我只是想，他若还活在人间，至少也得有八、九十岁了吧？”

在一旁听着的她的女儿，鄙夷地撇着嘴。但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一部手法相当旧的小说，那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的主人公，也是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才如愿以偿的。于是我被我的老师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这份辉煌感动了，她要让这个世界明白她错了，哪怕只剩下一天，她也要为这份爱情活。多了不起啊！她坦陈她埋藏了一生的爱，并公开等待着情人的到来，这一切不应该受到赞美吧？我不禁设想，一位年近九句的老人，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颤颤巍巍地面对着她，向她倾诉“永别离，长相思”的情景，不也是令人惊心动魂的伤感么？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G老师仍保持她教书时的讲课口气，字斟句酌。“真正的爱，是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的，对不对？”她问我：“我和若天的爸，岁数相当，就好么？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