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关于明末清初这段历史的书籍、文章中，无不以“东林党”来称呼东林之人，甚至声势昌炽时，东林之人自己也皇皇然以“东林党”自诩，那是很滑稽可笑的。其实，东林之成为党，乃是东林之人的反对派，对他们污名化的结果。这个“党”，并非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而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文官结群的“朋党”之“党”，也是孔夫子所言“君子不党”之“党”。在《幸存录》的“门户大略”一章中，夏允彝对朋党有精辟的论述：“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亦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为党者，亦必有此。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延宗社，固其所也。”

然而，在美国学者贺凯的《明末的东林运动》，和费正清与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两书中，前者认为东林集团“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而“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后者认为东林书院是以“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为目的，进行“道德改革运动”的场所。这自然是天大的笑话了，汉学家们以西方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难免要犯这类刻舟求剑式的谬误。（见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在这个世界上，唯中国文人最政治，十人有九人政治，剩下的那一个，口口声声讲自己不政治，其实也许他最政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洋人汉学家根本无法吃透这种说是“情结”也好，说是“宿命”也好的中国文人之天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人一旦结群，在朝者为自保，不政治无以为生；在野者求翻身，不政治难以立足。所以，必须益发地政治，必须百分百地政治，才能得以出人头地，才能成为人上之人。一句话，为了前程，为了高升，即使丢脸、丢人，即使卖身、卖灵魂，也在所不计。

就拿《明史纪事本末》所称“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始于顾宪成”的这位创院元老来说，别看他是吏部的一位郎中，司局级干部，但他主管人事，有任免、推选、铨叙、考察之权。在朝时，政治威力大到震撼京畿，在野时，政治实力强到地陷东南；他为东林书院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能为之撇清成一个不政治的人士吗？正是这个顾宪成，“聚徒讲学，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宦游其地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而靡然从之，门户之名立矣。遥制朝绅，迫挟台辅，夷、跖惟其所造。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门户之威炽矣”。（见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

唯其如此，东林之人得势过，失利过，胜出时相当嚣张过，被收拾时也曾付出沉重代价过。多次反复，吃尽苦头，铁血炼狱，生死熬煎，终于磨炼出以邻为壑、壁垒分明、挟势逞强、党同伐异的斗争精神。终于形成以派性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非我族类者，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对他们来讲，绝对是一句屁话。而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人永世不得翻身，才是他们的金科玉律。

明末这段狗咬狗一嘴毛的朋党之争，标榜清流的东林之人，你不想人家称之为“党”，也非“党”不可了。

黄宗羲非要跟夏允彝过不去，那时的普通人肯定不解，大家同处一个阵营，大家同恨一个敌人，大家同为一个目标，大家同是一个品类，谁也没有抱着谁的孩子跳井，竟到了如此水火不容的地步吗？其实有所不知，我研究了二十多年中国文人，能够涤除排他意识，能够跳出宗派陷阱者，少之又少。说到底，知识分子应该是理智的，但政治的利益，权力的诱惑，名利的蛊溺，声势的虚荣，必定会让这些爷们理性眩迷，感觉失灵，意识错乱，好歹美丑不分，明知眼前是沟，也会一头跳进去，亲爹亲娘也拿他没办法。尤其大人物的屁股后面，众多不理智者以及也许理智却随风而上的投机取巧者，趋炎附势者，抓尖卖快者，起哄架秧子者，簇拥着，推搡着，以至于控制时局，左右社会，掌握舆论，操纵动向。那可不得了，必然要产生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这也是历史多次证明过的事实，毋庸赘言。

这种知识分子群体性的偏执，偏执到罔顾黑白，偏执到敌我不分，偏执到失知失智，到了失心疯的程度。以致咬住屎橛当麻花，在历史上总是重复出现，而且不惮其烦，明末的东林，算是最突出的一个。于是大明王朝跟着倒霉，跟着完蛋，大多数中国人跟着遭殃，跟着受无穷无尽的灾难。有一个统计，明朝万历六年，人口为6069万，实际当超1亿，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全国人口只剩下1063万，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也不能使这些王八蛋有些许的觉醒啊！

特别这个群体中那些自以为重量级，或大家捧起来的重量级，觉得说话有分量，觉得已经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水准的领袖，便会有一种鬼神附体似的自信。这种自信，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较真儿。较真儿不是坏事，较真儿到偏执，到一根筋，到强迫症，到自大狂，那就病入膏肓，没得救了。这个顾宪成，天启年间，作为东林主帅，为了能使时任漕督的李三才同志，进入中央，成为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首辅，竟然拜码头，送请帖，拉关系，赠厚礼，到不择手段程度，而被对手捉住把柄，以致功败垂成。一位以天下为己任，被人视为楷模，几乎相当于教父的人物，怎能出此下策？无独有偶，数十年后，崇祯晚期，复社首领张溥，东林衣钵传人，为了能使自己的宗师周延儒，坐上首辅的位置，与前辈顾宪成同出一辙，干谒当道，苞苴开路，走托权势，收买腹心，以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张溥有一篇收入语文教科书的《五人墓碑记》，何其激昂慷慨？何其声情并茂？简直不可思议，作如此文章之人，竟如此下作。接下来，则完全是三流编剧的桥段，周延儒上了台以后，不但不知恩回报，答谢张溥，反而过河拆桥，着人下鸩，将其毒死。

所以，同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大愤怒、大开骂，在《与李砚翁书》中，发出了最为激烈的批判语言。“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绝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这个张岱，与夏允彝一样，也是目睹这一幕幕活剧的见证人，他太文人了，虽然恨不能将东林中的败类手刃之、汤沃之，不过也就说说而已。为什么黄宗羲网开一面，不跟他算账呢？问题在于东林之人，并不将这位晚明小品文第一家的激动多么放在眼里。而夏允彝就不是一个等闲人物了，著书立说，存之后世，白纸黑字，板上钉钉，那可是要上历史耻辱柱的，东林之人能不群起而攻之吗？

据侯玄涵《夏允彝传》：“东林诸贤，或拙或申，而公等伏处都邑，与天下同忧乐，抵激污流，指诃失政，视穷达蔑如也。历朝二十余年，游历遍中国，二都十三洲之士，争希其风，修节振拔，士气一变，而公所援引导率之功犹多。”他著《幸存录》，与张岱之文，不尽相同，张是感情用事，意在宣泄，脱口而出，说完拉倒；而“游历遍中国”的夏允彝，则是脚踏实地，调查研究，字字求准，宁失之略，而不失之诬的存真之史，斯书一出，遂成公论。

同为明人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一书序中坦承：“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则以存公又存平，斯贵乎存耳。”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及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近人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也认为《幸存录》对明末党争，能持较客观的态度。明季南北都之沦没，皆由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专事内讧，不顾敌国外患，无高瞻远瞩之识，无和衷共济之量，遂至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

这一切，都在印证着夏允彝《幸存录》中的结论，“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在他眼中，这班党争之徒，“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

如果将黄宗羲的《汰存录》翻到最后，读到末页的附识，你就禁不住要哑然失笑了。话不多，只有五十来字：“慈溪郑平之曰：‘梨洲（即黄宗羲）门户之见太重，其人一堕门户，必不肯原之。乃其生平习气，亦未信也。’予颇是之。鄞全祖望。”

全祖望是清代一位历史学家，看到黄宗羲这部堪称咬卵的书，气不过，写上这几句附识。这倒也提醒人们，不管这个大人物，有多大的嘴巴，有多大的嗓门，有多大的威力，终究只是霸占一时一地的强势而已。

公正和公义，也许会来得迟些，但从历史的角度考量，是绝对不会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