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录》与《汰存录》，这是两部明末清初的出版物，因为时过境迁的缘故，已不再为人提及。

作品，说白了，也是商品之一种。商品运作的规律，对于文学作品，同样有效。红过、紫过、热闹过、辉煌过，随后过景、下架、撤市、入库，文学史从来都是这样不给作者面子的。有买家才有卖家，没买家，卖家喝西北风，再正常不过，不必太当回事。过去出过大名的文人，现在未必再出大名；同样，现在正在出大名的人物，将来也许不再出名。想通这一点，你会活得更滋润，你把自己超脱出文坛的行市之外，你会活得更自由。不信，试一试看。

但后一部书，却有着一个故事，遂从旧书市场淘了回来，当笑话看。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落到手里的这本小册子，想不到竟是黄宗羲的著作。这位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虽为大儒，但我并不感到兴趣。对于面孔严肃的人，立意高深的文，本人从来是敬而远之的。所以，在庙堂里，对菩萨心存尊重，决不磕头；在历史上，对圣贤保持礼敬，决不膜拜。你了不起是你的事，我不买账是我的事。所以，起初我还真没拿这位大儒的小册子太在意，翻了两页，发现此公竟然不掉书袋，而且火气很大，脾气挺冲，遂好奇地多看两眼。因为黄宗羲是做大学问的人，绝非市井骂街之徒，妇姑勃豁之流，怎么如此撒野？就将这部《汰存录》，硬着头皮读完。啊，真可怕，满纸派性，通篇质疑，意气用事，态度横拗，令人难以卒读。老爷子怎么啦？犯了哪根筋啦？于是，又找到他所以反对而形诸于文，加以讨伐的明末夏允彝所著《幸存录》，再读一遍。

也许因为黄宗羲的甚不自重在先，重新品味这部被批得一无是处的《幸存录》，平心而论，真觉得是一部好书。所谓好，我以为好在真诚，好在平实，好在公正。一部书，有此三好，夫复何求？试想，一个亲身经历国亡家破之文人，一个鲁阳挥戈无力回天的斗士，一个不忍这段历史的是非得失，被湮没于失真、偏颇、伪善、浮夸的口水之中的史家，于明亡的次年，也是他殉国的上年，在战斗中，在逃亡中，为存其真，抓紧一切时机，写出来这部书，其良苦用心，难道不值得作为后人的我们，脱帽致敬吗？

读历史，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真相。夏在“自序”中说到他的写作目的：“今待死耳，又复何云？然于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就余所忆，质言之，平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也许夏允彝在写作时，已经估计到，只要道及历史真相，必然要开罪当事双方，因为明末党争是一笔烂账。说出真情，嗣后被中伤，受诋毁，势属难免。所以他下笔谨慎，力求准确，“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潜，卷帙无所携，偶所遗忘，无可询质。笔墨时缺，蝇头书之，后之览者，或亦重悲予之志也。”

而《幸存录》，以及他儿子夏完淳承其余绪的《续幸存录》，旨在反思朱明王朝之何以衰，何以亡，不能不涉及晚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直到南明诸朝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宫廷的一系列人和事；这当中，又不能不涉及这一时期朝野文人的门户之见，地域之分，派系之争，是非善恶之别，也不能不对此加以评价、判断、论定和褒贬。

可是，要知道东林之人，已经被党争磨炼得像斗鸡那样，脖子上的毛，总是支棱着，千万碰不得。尽管他们处于劣势时，被反对派集团整得死去活来，但他们得意时、嚣张时，收拾对手也是毫不手软的。所以，东林之人对于这部简直等于窝里反的《幸存录》，无不义愤填膺，恨得牙痒。也许顾忌到夏允彝业已殉国死难，也许考虑到大家同隶反清阵营，于是，作为东林象征，作为精神教父的黄宗羲跳了出来。夏允彝活着时绝想象不到，死后会碰上如此一位重磅的反对者。

其实那时的黄宗羲，不足五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年纪，既经不起激将，更经不起起哄。估计当时，一圈东林之人围着他，大师啊！您不说话，谁敢呛声？前辈啊！您不张嘴，谁敢道不？黄宗羲有学问，成正果，是后来的事。明亡之初，他忙着组织民军抗清，盘踞深山，伺机游击，屡败屡起，很有一点革命干劲。可力单势薄，难成气候，正憋着一肚子火，对于如此大不敬于东林的夏允彝，当然更不会宽恕。话说回来，后来的黄宗羲，年纪有了，辈分高了，老太爷当上了，一面当明末遗民，一面与清政府磨合，已臻圆熟默契境界，吃香喝辣，一呼百诺，恐怕也就不会冲动，不会生气，端别人给他的枪，扑杀夏允彝这只出头鸟了。

可当年，他相当一根筋，桌子一拍，那还了得！中国知识分子要是偏激起来，那是很讨嫌的。

这就是人物大了的毛病了，在历史中，多少学界、文界、政界，以及其他各界大人物所犯的毛病，其流毒之深之广之可怕之难以救赎，一言难尽。而且，鲜有能够知道自己毛病，改掉自己毛病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说不定毛病甚至更严重，以致不可救药，牵连大家一块儿为之沉沦。在大人物所有的毛病当中，最遗患无穷的，最祸国殃民的，莫过于这种一根筋。

所谓一根筋，表现有三：其一，是当然领袖的义不容辞感——其实谁也不曾将他当块饼；其二，是极其自信的舍我其谁感——其实谁都知道他的斤两不过如此；其三，是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错，也不可能错的大众救星感——这是最坏菜也是最坑人的自我感觉。有此三感，好事情会办坏，坏事情会办得更坏，黄宗羲的《汰存录》，正应了后面的这一结果。不过，还应该看到，毛病固然是大人物的胎里带，但也是其周围的小人物，捧、抬、拍、吹、哄、骗、唬、煽的成果。凡大人物，必被密不透风的人墙，团团围住。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崇拜他的粉丝之类，可以姑置勿论，剩下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别小看围在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人物虽小，能量不小——因而大可将小人物最后的“物”字省略掉。别看小人物的毛病、小格局、小玩闹、小儿科、小鼻子小眼，不过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小人物心理之肮脏，灵魂之卑琐，思想之阴毒，行径之刁钻，最后，绝对会将大人物抬得高高的，再重重地摔下来，不死也得落个残疾。

举一个稍稍走题的例子，以作验证。已经仙逝数年的季羡林先生，谢天谢地，终于淡出人们的话语空间，给世界留下一块清静。记得总有十几年光景，老人在医院里一边治疗，一边著作，一边时不时地要在荧屏现脸，端坐着做人瑞状，作出不少指点众生、启迪民智的高论，也真够他老人家累的。有一次，时值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老人忽发奇想，说是中国代表团进场，一定要把孔夫子抬出来。此论一出，舆论大哗倒未必会，笑掉大牙却是有的。第一，季先生不是当年清华体育教授马约翰，运动会的入场式，如何安排，肯定非其所长；隔行如隔山，梵文与奥林匹克说实在相隔太远；第二，孔夫子与现代竞技体育毫不搭界，而他既非铁人三项，也非球类健将，更不是提倡健康锻炼的人士，要抬，还不如抬“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亚圣”呢；第三，如果要想在世界面前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话，并不在一座偶像的是否出场上。后来，有好事者依循季老的思路，在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外，立了一尊“至圣”先师的雕像，终于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吧，好像也没有站多久，就让圣人下岗了。

我认为，大智慧如季羡林先生者，才不会迂腐到如此鸡婆，不明事理。十有八九，这位大人物被其身边的小人物哄骗利用罢了。说到底，2008年抬孔夫子，顶多出洋相而已，而1645年批夏允彝，则绝对是亲痛仇快的事情。斯时，南明未灭，江浙沿海，反清抗争，方兴未艾，在此清兵“围剿”，大敌当前之际，对一位殉国就义的反清同志，大张挞伐，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属过分。那时的黄宗羲，如果不是吃错药，肯定是被人硬架到这种“口含天宪”的神龛中下不来，才以派性之私，大佬之威，写出这部极蛮横极武断的《汰存录》。

《汰存录》劈头就说：“近见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允彝《幸存录》。彝仲死难，人亦遂从而信之。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其倒置宜矣。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谓之《不幸存录》可也。”因为夏的老师张延登是“攻东林者”，就定性夏允彝的书为“是非倒置”，那么，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就不倒置了吗？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呢？

黄宗羲，当然应该尊敬，至于老人家最后派儿子和弟子进清政府的“明史局”，至于老人家说遗民做一代就足够，二代归顺大清也属顺理成章，那是大形势下的通达，自是不必苛责。但他反阉是真反，抗清是真抗，做学问是真做，不事清是真不事，以骨鲠志正，著称于世，足堪敬重。特别其父黄尊素，天启朝因劾大珰魏忠贤，入诏狱，受酷刑死，为东林死难七君子之一。崇祯朝魏败，此案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以雪耻洗冤，刑部会审时，黄宗羲出庭作证。在公堂之上，这个黄宗羲，居然全武行，出袖中锥，刺许出血，当众击崔，力拔其须，然后归祭父灵，告慰先人，世称黄孝子。据说，当其上书后，因官员拖沓，迟不处理，他每天晚上，都要到紫禁城的御河边，跪哭喊冤，深更半夜，声传大内，连崇祯都不禁赞叹：“世上竟有这等忠臣孤子！”

由此可知，他必然要成为一根筋的铁杆东林；由此可知，他必然要成为东林和复社的精神领袖；由此可知，他必然要成为东林这个以官员为骨干，以名流为基石，以士子为成员的团契中的大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