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奸臣严嵩，著有诗集《钤山堂集》，其实是个正经八百的诗人。他的诗，应该说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写得不俗。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存其书目，不因人废文。
当个奸臣也颇不易，为臣本难，而为臣还要奸，真得有点功夫。严嵩与周作人的命运不同，周作人是属于因人废文的一种，谈到他的名字时，不会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还具有诗人的身份。
明代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载：“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集》。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然后，他的结论是：“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从这同时代人的评论看，严嵩的诗，说不上非同凡响，但不同于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对作家来讲，能够写出有别于他人的作品来，就很足以自豪的了。
此人活到八十多岁，与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长寿文人。我觉得，时下某些上了年纪的作家或诗人，终其一生，还未必能达到严嵩在《四库总目提要》被论及的水平。隔代以后，后人们谈到他名下的《钤山堂集》时，还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能够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获得如此评价，可见其作品确实有独特不俗之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这也是个相当褒扬的说法。
严嵩在江西老家分宜县一个叫钤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读诗书，声誉卓著以后，也就“文而优则仕”，被召到京城做官了。“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个读书人，囊萤凿壁，悬梁刺股，熬到国子监首脑这样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的顶尖人物了。在封建社会里，当别的什么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有钱、有势、有关系、有门路、有裙带的援引，能巴结攀附，摇尾示好者，没有不达到愿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里只有《三字经》《百家姓》，或英文ABC之类，恐怕还是不行的。即或扛着圣旨去了，坐在高位上，我想，那被众文人干看着的滋味，那假充内行的心虚状态，那说不了三句就露馅的尴尬，也会是挺受罪的。从这点看，奸臣归奸臣，坏蛋归坏蛋，严嵩在文学成就上，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就不会把他留下来了。当时，“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要他领衔修史。这是个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差使。看来，他当时的文望与人望，比之后他两朝的周作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一把手时要高得多多。因为无论王辑唐、殷汝耕，还是汪精卫、东条英机，都不曾有过想请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国，凡被统治集团认为有资格修正史的文人，都应属于文坛公认的泰斗之辈。例如，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元代的脱脱，当然更不用说汉代的司马迁了。
严嵩到底有没有在嘉靖年间新设的重修《宋史》编审委员会里，担任过什么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么高级职称，拿不拿额外的津贴补助，配不配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史无记载，也就无从说起。但由此可知严嵩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确实是众望所归。不过由于他的奸臣名、贪官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而使他这方面的“清誉”被湮没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不遗余力地抬得这么高，严嵩地下有知，一定会埋怨这些鼓吹者，对他的才华，也好像应该张扬一下才是。
当时，嘉靖皇帝很赏识他，而且，一直恩宠不减。朱厚熜迷信道教，还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这种一本正经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来，可堪与之比拟。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齐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在中国，只要是皇帝提倡的东西，不管好坏，马屁精们立刻会趋之若鹜，加油添醋，蔚为风气的。严嵩自然不甘人后，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无耻，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朱厚熜特别欣赏，褒誉有加。这块敲门砖，就成了他进身之阶，一天天发达起来。
先前，“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顶道冠，赏赐臣僚。严嵩竟成为获得这种殊荣的五个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国人看重而骨头顿轻，更加荣耀，也可见其受嘉靖赏识的程度。因为中国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大肯拜神礼佛，别人虽受赏赐，有的还不愿意戴。严嵩青词写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见皇帝时，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层薄纱，以示珍惜，“帝见，益内亲嵩”，这马屁算拍到了点子上。从此，“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应该承认，早年的严嵩，确是文章高手，倘若一个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里跟嘉靖谈诗论文吗？
古往今来，能够得以与帝王、领袖、最高统治者咏觞唱和的骚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领一时风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经和毛主席对过诗的柳亚子、郭沫若两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证实。因此，严嵩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试来读他的一首七绝：“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假如，不是标明严嵩之作，准以为是哪位尚未脱贫、甘于清苦的诗人，在什么远离尘嚣，还具有一丝黍离之感的故国荒园，孤独行吟呢！可是，当了解这不过是那个穷奢极欲，贪婪搜括，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在那里装孙子的时候，就觉得是莫大的讽刺，天大的笑话了。
为文和为人的抵牾，严嵩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奸臣名压倒了他的文学名，在《明史》中，将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列入奸臣传了。然而，到了更后来，在人们心目中，他的贪污名，又压倒了他的奸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国贪官排行榜，我想严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几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贪污犯如刘瑾、魏忠贤，还有清代的和珅之类不计在内，在政府官员的贪污犯中，严嵩父子很有希望夺冠，而跃登榜首。
在二十四史的各史中，对唾弃之辈，如奸臣、佞幸、酷吏、乱贼、宦官、阉党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很奇怪的一点，独独没有专门的贪官列传，使我纳闷不已。是因为历代没有贪官呢？抑或由于贪官不多而无此必要呢？这当然不是理由。中国的贪污文化或传统，可谓绵绵瓜瓞，源远流长。有一则笑话，说旧时，二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在职期间搜括的钱财，全部装车运走。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走到末尾的那辆车上，发现还坐着一个小老头儿，便问，你是谁？小老头儿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这位官员颇为惊讶，便说，土地爷，我已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这位土地苦着脸子说，老爷！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刮走了，我不跟着您，跟谁？
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四海之内，不贪不官的现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贪污犯。民谚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在一个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内，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正因为贪污之官，比比皆是，腐败之风，泛滥成灾，对史家来说，记不胜记，倒莫如搁笔不记了。
如果全是清官，只有一个贪官，记史者可能有兴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种，也就只能让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者，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东吴顾雍不喝酒一笔，初读时，甚不解，不喝酒有什么稀奇？但读到孙权这个大酒鬼，谁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还要发脾气，便知道当时喝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不喝，还敢抵制，这种罕见的例子，才使陈寿觉得有付诸史书的必要。因之，在史书里，有良吏、循吏的传，肯定是恪尽职守、公平正直、爱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员，实在稀少的缘故。而至今尚无一部《贪污史》或《贪官列传》出现，恐怕与历来贪官多如牛毛有关，若我是一位记史者，一天到晚写不完的贪官，也会倒胃口的。
明嘉靖四十四年（1521），窃权达二十多年的奸相严嵩，终于失败倒台，其子严世蕃被斩首于京师，人心称快，万众欢腾。大家都拥到行刑处观看，并举杯饮酒，相互庆贺，那是一次很解恨的场面。严嵩的脑袋虽然保住，但受到籍没的处置，全部家产充公。
据说，嘉靖皇帝朱厚熜为此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东厂、西厂籍没严嵩时，自然也有一本账的。不知哪位有心人，将它捅出来，还印成一册书，书名《天水冰山录》，记载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特大贪污犯之一，积二十多年之搜括，所积聚起的像山一样的财富。不过，山倒是山，可惜是座冰山，太阳一出，便化了。据说，取这个书名，就是来自“太阳一出冰山落”的语意。
严嵩发迹颇晚，别人都到致仕（也就是退休养老）之年，他才春风得意，时已六十出头，半截入土，但捞起钱来，却丝毫不让后生。别看此人起步迟了，但贪污的悟性高，动作快，手段恶，胃口大，一进入内阁，就把嘉靖哄得团团转，马上把几个同僚排挤出局，如曾铣、夏言、杨继盛、沈炼等正直大臣，甚至想方设法一一予以杀害。从此，他作为首辅，主政长达二十一年之久。这二十多年，也是嘉靖跟臣下闹情绪，索性不理朝事，搬到西园去住，拒绝上朝的时期。这长时间，大臣们都无法见他一面。只严嵩独蒙圣眷，留他一人，随之到西园行在值班，可说是给予了天大的绝对信任。
这样，严分宜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到了无恶不敢作的程度。加之还有一个比他更坏上十倍的儿子严世蕃，与他沆瀣一气，上下其手，卖官鬻职，贿货公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搜括民财，疯狂聚敛，二十年工夫，果然贪污出了一座用金子银子堆起的冰山。这本《天水冰山录》中，仅从他在北京的府邸，江西省南昌和分宜的老家，两处查抄出来的财产，真是可以用“骇人听闻”四字形容。
这部书中开列出的赃物如下：
一、纯金器皿3185件，重量11000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