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严嵩，说他是个文人，是个诗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那时，他纱帽翅上的“缨”，还用不着“濯”。因为明代开国定都南京，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仍在南京设了一个稍小的，与北京却是同样设置的中央政府机构。但是，派到那里去做官的，通常都属于非主流的二线人物，所以，在南京时的严嵩，很有时间游山逛水，吟诗作文，以风雅著称。
《列朝诗集》载，严“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名满天下”。那时，他的人望和文声，很说得过去的。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后起伪，积伪然后君子”，凡极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会以伪善，骗得大家的良好印象。当时，京都人士，“以公辅望归之”，可见对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来给皇帝祝寿，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阁，纱帽翅上的“缨”，开始抖了起来，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渐暴露了。权力这东西，落在品质不佳的人手里，便是一种恶的催化剂。于是，“凭藉主眷，骄子用事，诛夷忠臣，溃败纲纪，遂为近代权奸之首”。这时候，连“濯缨随处有沧浪”那种假姿态、假清高，也没有了。
若是就诗论诗、以文谈文的话，对于严嵩此前的作品，应该说，既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坏，这评价大抵是相当的。《明史》称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也是当时和以后的公论。他的诗集《钤山堂集》，其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但清代修《四库全书》，就因人而否定其书。“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以人废文”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甚至王世贞，尽管其父王忬是被严嵩镇压的，但他对严嵩的诗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这位文坛领袖的公允评价，比之时下小肚鸡肠的作家诗人，要有气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的严嵩，发迹太晚，等到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其年56岁。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过花甲，高寿62岁了。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但他不能不考虑到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无论怎样抓捞，为时也不是太多。于是趁早赶快，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儿子，提拔起来，作为膀臂。这样，独眼龙得以“由父任入仕。以筑京师外城（功）劳，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宝司事。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明史》）
严嵩没想到，他竟活到89岁，与其子联手作恶的“贪龄”，打破中国贪官之最，这就是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论他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颐之寿”“老而不死谓之贼”了。数十年间。钱财捞得太多，坏事做得太绝，这两父子，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顶尖级权奸巨贪。《明史》描画这两个人，形象颇有点滑稽。一个肥粗，一个细瘦，一个矮矬，一个高挑，一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疏眉目，怎么看，不是一家人。后读谈迁的《谈氏笔乘》，引赵时春作《王与龄行状》，方知：“严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所以，严东楼为严嵩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人DNA不同，品种上迥异，但聚财弄权，腐败淫乱，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坏，逐臭趋腥，竞利争权，鱼肉良善，巧夺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灵感应。
一位朋友对我说，岂止如此，这爷儿俩写的字，也有类通相似之处。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硕饱满的笔锋，非一介寒士能写得出来的。现在，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酱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鹤年堂”中药铺，那金字牌匾，仍是这两位遗留下来的“墨宝”。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载：“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里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块匾额者，简直少之又少，独独严世蕃与他老爹的这几个字，甚至波澜壮阔的“文革”，也未作四旧砸掉。于是，你不能不悟到，东晋一位大军阀兼野心家桓温所说过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对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此语见《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看来，臭大粪，臭到极致，也是一种求“不朽”之捷径。这也难怪当今社会，把不要脸压根儿不当回事。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到手，是绝不怕下作无耻的。诸如此类的货色，也是大有人在的。
我还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专门去这两处店铺“欣赏”了一番，果然也是如此，二人笔墨，在阳光下居然熠熠生辉，毫无愧色。新建成的广安大街，气势恢宏，原来狭窄的菜市口丁字街，拓宽得已非旧时模样，如果不是夕阳余晖下，那“鹤年堂”金碧绚丽的匾额，我都不敢相认了。此地应是严世蕃的毙命处，他的最后下场，《明史》说得很简洁：“遂斩于市，籍其家。”那是公元1565年的事。
明代弃市，都在西城，不知是否即为这个菜市口？因为清代的“秋决”，在这里进行。那么，严世蕃五花大绑，手镣脚铐，站在槛车里，行经此地，看到药铺门楣上那几个闪闪发光的字，不知作何感想。而其父，不知会不会后悔。当初莫如“濯缨随处有沧浪”，回到钤山东堂，做他的诗人、文人，也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枭首示众，身首异处吧？
这一次，被嘉靖彻底冷落的严嵩，再也无法救他的儿子一命了。
不过，老奸巨猾的他，不禁纳闷，法司黄光升奏的这一本，为什么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位前首辅，百思不得其解。他虽然下台了，对于他侍候了二十多年的主子朱厚熄，应该是能揣摸透的，究竟为什么，使得龙颜大怒到将他革职，留了条命，而将其子弃市，到了如此决绝地步？
黄光升何其人也？法司是个小角色，御史林润算什么东西，借他胆子也未必敢动我们父子。他马上想到，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谁？除了接他任的徐阶，能有其他高明吗？严老先生跌足长叹，没料到隔着门缝看人，竟将这位少言寡语的新首辅看扁了。前些日子，他知大势已去，嘉靖对他已无任何兴趣，失宠于皇帝，就意味着保护伞不再起到作用。无可奈何之际，多少有些拜托继任者徐阶的想法，曾“置酒要阶，使家人罗拜，举觞属曰：‘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阶谢不敢”。（《明史·奸臣》）哪知道，这位后起之秀，却是一个大为可畏的杀手。
现在，他终于明白，今天的徐阶，已非昨天“谨事”于他的徐阶了。不但要杀他的儿子，没准过两天，还要他的好看呢！正如他刚到北京，“谨事”他的前任夏言，然后又设法除掉，连命都未能保住一样。官场的无情斗争，和“濯缨随处有沧浪”的潇洒淡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明朝不设宰相，这是朱元璋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为其工作，其中主要负责者，即为首辅。黄光升所以敢发难，严嵩没有猜错，确是这位一直对他虚与委蛇的徐阶私下授意，才紧急上书的。
法司黄光升，御史林润，角色虽小，在官场厮混多年，也成了精。他们算盘拨拉得很明细，第一，严嵩虽然致仕归田，风光不再，但嘉靖只是讨厌他，并不想收拾他，时不时还念叨他的“赞玄”之功，谁知他会不会起复，又杀回来呢？第二，严世蕃就更不是好惹的了，此人朝上朝下，党羽密布，京内京外，网络沟通，是一个气焰嚣张，罔顾一切，什么卑鄙龌龊都做得出来的坏蛋。多少年来多少人上书奏本，揭发告讦，都未能奈何他分毫。如今贸贸然参奏他，弹劾他，犹如老鼠捉猫，弄不好，会送命。因此，黄法司和林御史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可首辅徐大人如此器重，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承。一连拟了几份备案，供徐阶过目。新首辅皆不以为然。两人忐忑地试探：“一定要如此行事吗？”“你们怵啦？”“只怕打蛇不死反遭咬！”
徐阶不理睬他俩的怯懦，“那就如此吧！照着我说的这几条上书。”于是，口授以下诸条：
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
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
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
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明史·奸臣》）
黄光升笔录后，与林润面面相觑，满腹狐疑：“就这些？”
“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这两人当然不这么想，法司定谳，讲究铁证如山，证据确凿，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招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
若是逮鸡不着，蚀把米，也就认了，可这是一条恶狼，那后果，岂不岌岌乎危哉！他们当然要担心的。
因为，在中国，反小贪容易，反大贪难，而反有背景，有后台，有高层人物支撑的巨贪更难。无论古今，凡称之为巨贪者，第一，上面有强大的庇护；第二，手中有足够的权力；第三，身边有铁杆的死党。有了这三者，轻易是奈何他不得的。对严嵩而言，这三者，他不但全部具备，而且达到极致地步。第一，他有嘉靖皇帝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护伞；第二，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地位；第三，他有沆瀣一气、通同作恶的儿子、帮手、死党严世蕃。
说实在的，在中国贪污史上，像他这样实力雄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珅，上有乾隆罩着，自己位极人臣，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贵为额附，不过一个纨绔子弟，比之严世蕃，其无恶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严嵩60多岁入阁，与他那“剽悍阴贼”的儿子一起，二十年间，卖官鬻爵、索赂求赇、聚敛无厌、苞苴盈门，搜括下天大的家私。
严嵩和他的儿子，得以肆意妄为地大贪特贪，说了归齐，凭借的是手中的一张门门通吃的王牌，大明天下，谁能越过嘉靖皇帝？但是，“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乱，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问，以故嵩得逞志”。（《明史·奸臣》）朱厚熜等于将整个国家交给了他，这块肉，他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更何况严世蕃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