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正史对于杨士奇，以及杨荣、杨溥的“三杨”辅政，还是比较肯定的。《明史》赞曰：“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变，协力相资，靖共匪懈。”一方面，朱元璋和朱棣半个世纪的铁血统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镇压，是不停地杀戮，无论国家的元气，还是百姓的繁衍，都经不起再折腾，需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朱高炽、朱瞻基，乃至朱祁镇，都是无甚才智、无甚作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谨恭勉、求稳慎行的“三杨”辅佐下，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大局能够保持安定。
明代郑晓所著《今言》中称：“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杨士奇执政的这时期，明代虽无大发展，但也无大动乱，不能不说是“三杨”的贡献。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便是托天之福了。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在乡间为塾师，很清苦，也很努力。惠帝时，以才学优异荐入翰林，为编纂官，尽管未经科举，以出类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并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当抱愧，引为生平一恨。因此，永乐帝夺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没有什么资历的他，赶紧投靠新朝。由于他很表现，也很卖力，定都北京以后，先任编修，后入内阁，再进侍讲，一路青云，升任辅臣。永乐帝北巡，朱棣委任他扈从东宫，驻守南都。
当时，永乐帝不喜长子，属意次子，朱高炽差点被废，当不成太子。杨士奇极力美言，予以回护，才得以无事。后来，仁宗继位，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颁“绳愆纠谬”勋匾，予以殊荣。随后进少傅，为兵部尚书，也算是对这位曾经保护过他，得以登上大位的老臣，一种恩渥和报答。
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仁宗当朝，作为宰辅的杨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够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够坦陈己见，建言无忌。中国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有了一点发言权，还是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正史上对他予以相当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后，那些在他为太子时，得罪过他的官吏，他一心惩办，大搞报复，是被杨士奇劝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书歌功颂德的臣僚，因为马屁拍得顺当，仁宗很开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杨士奇一一反对掉的。譬如后来成为栋梁之材的于谦、周忱、况钟这些才干突出之士，又都是他发现引荐而获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之属，皆用士奇荐。”（《明史》）
有一位叫顾佐的御史，也是杨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明史》）
从这些地方看，杨士奇在尽责为官上，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懈。但是，这样一位极明白事理、极通晓大体的政治家，却因为“泥爱”其子，而成为一个被蒙蔽的糊涂父亲。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李贤《古穰杂录摘抄·泥爱》）
焦竑对这个败类，又有进一步的描写：“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扬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谤稷耳。’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妒己，还京师，出之吏部。”（焦竑《玉堂丛语》）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答客诮》的旧体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为父亲者，爱自己的儿子，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生的感情。但这种爱，超过一切，压倒一切，以致颠倒黑白，罔顾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遗祸社会。
这个父亲若是蹬三轮的，若是卖鸡蛋的，碌碌无闻，谁也不会关心，不会注意。可若是大人物、大干部，众所周知，是白纸黑字出现在报章上和荧屏上的大名人，于是，出了这样一个被斩首的混账儿子，纵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涂虫，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狼狈为奸，那不论是杨士奇，还是别的什么士奇，也不论是过去的杨士奇，还是当代的别的什么士奇，都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笑柄，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唾弃。
我那躺在病床上的老朋友，他疼儿子，可儿子一点也不疼他。最让他伤心的，那个在双规中的儿子，经他妈再三恳求，允许到医院里探视其父。你猜他说什么？这位泥爱其子的父亲告诉我，他儿子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激动：至于吗？还不是没到杀头的程度吗？听听……
我怕他太难过，遂把话题扯远了。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斋丛语》中，也提到这位杨士奇，锋芒所指，话语就很不客气了。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此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
俗话说，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样，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从遗传学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间，总是会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杨稷那一份作伪本领、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呜呼，我不禁怀疑，这个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吗？
于是，我忽然悟到，别人传言，我的老朋友被双规的消息，看似讹传，其实那是颇具贬意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其“泥爱”之祸，多少带有一点指责之意吧？
我不愿再多想下去，不过他的这句名言，倒还能使人清醒，为父母者，请记住：
“你疼你的儿子，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