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

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拉几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的了。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性，已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篡位后，为朱元璋孙朱允炆之师的方孝孺，拒绝合作，敌对到底。因为他是惠帝的老师，朱棣要他为自己登基起草诏书。一是考虑到他国之大儒的尊崇地位，二是考虑到其帝王之师的法理身份。但是，好说歹说，决不从命。被激怒了的朱棣，拍案顿足，威胁他说，难道你就不怕诛灭九族吗？方孝孺说，你就是诛十族，我也不会为你写一个字。朱棣气急败坏，在九族（上数四代、下数四代的直系及旁支同宗同族者）之外又加一族，即他的老师和门生也受牵连，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残忍的一次血腥屠杀。大开杀戒的朱棣，凌迟，杀头，入狱，充军，无所不为，此案遇难者，总数当超过八百人。

据鲁迅晚年的《病中杂记》，朱棣在处理惠帝朝黄子澄、刘泰、铁弦等人时，除实施极刑，以泄其愤外，亲笔御批，要将他们的妻女，送进军营，令军士轮奸，生出小龟儿子，可以想见朱氏父子做了皇帝，其实内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畜生。至此，中国文人彻底明白一条，死得再多，不耽误人家当皇帝。与其死了白死，不若不死，看谁熬得过谁。于是，豁然贯通，能不朝枪口上碰，就决不主动找死，尤其不能为皇帝殉葬。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作“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所以，对“士”而言，即或是苟且地活，也要活下来，决不去壮烈。

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儿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

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清兵逼近南京，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下落不明后，唯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决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相当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847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钱士升《皇明表忠记》）

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拉几，还真是够呛呢！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气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

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姚广孝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