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这位开国帝王，自称起自布衣，托迹缁流，掠入行伍，适天下大乱，遂起兵滁州。这当然都是拣好听的说，他明白，当过和尚，当过兵痞，游方讨饭，打家劫舍，并非十分光彩之事。所以，他在自撰《朱氏世德碑记》的文中，总是强调“上世以来，服勤农业”“先祖营家泗上，置田治产”。其实，他只是一个无家无业的“流民”，与土地，与农业，与春种秋收，了无关系。
“流民”，属于江湖，而江湖，是周旋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流离分子组合体。他们有时站在官方立场，鱼肉百姓；有时也站在民间立场，反抗苛政。当统治者强，他们是统治者的狗腿子；当受压迫者强，他们又成为造反的急先锋。每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日，便是他们铤而走险，亡命冒险，举事起义，投机搏命之时。农民因为田地的羁绊，其革命性，远不如这些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流氓无产者、痞子先锋来得坚决，所以，朱元璋就因为他非本质上的“农民”，而单枪匹马在江湖上历练了差不多四十年，才打下这片江山。说实在的，这是他的光荣，完全用不着讳莫如深的。
明代陈继儒《狂夫之言》中载：“太祖常躬祭历代帝王庙，至汉高像前曰：‘我与公皆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汉子！’命再加一爵。”其实，朱元璋这个赤贫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者，根本没法跟泗水亭长相比。从他自叙《朱氏世德碑记》“某自幼多疾，舍身皇觉寺中。甲申岁，父母长兄俱丧，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淮兵蜂起，掠入行伍……”来看——
他的职业：当过和尚，混过盲流，干过兵痞，做过蟊贼。
他的履历：在地主家放过牛，在庙宇里挂过单，在流浪时讨过饭，在落草中打过劫。
虽然按照今天的观点，这都是他的优势，他比刘邦更无产阶级，更苦大仇深，更彻底革命，更立场坚定。但在封建时代人们眼里，这都成为他的劣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那是上不得台盘的。为这些阶级胎记，当上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很自卑，很恼火，很觉得玷污自己，很耻于谈论。这样，他说，可以；别人说，不行，构成他绝对碰不得、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洪武年间，开科考士，太祖翻阅考中的生员名单，一名来自江西婺源的姓朱的举子，吸引住他的目光。如果此人是南宋朱熹后裔的话，排个转折亲，攀上一位先贤当祖宗，岂不很是光彩吗？那个考生当然了解太祖杀人不眨眼的脾气，哪敢撒谎，连忙申辩与朱熹并非同宗，连远房也不是。朱元璋一想，这样一个学子，都不冒认圣人为祖，朕就更犯不着了，遂寝息了这个认祖的念头。
这是一件小事，但可解了朱元璋心底里的这个结左右着他的一生。
现在无从知道，明太祖在他闯荡江湖，厮杀搏斗，走投无路，跌倒爬起的早期岁月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当初游方乞讨，流浪为生之际，没有机会读书，没有可能成为读书人，是如何被同龄人笑话他不识字，笑话他大老粗，耍他蒙他，从而产生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厌恶心理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迫害而无法抗争，被镇压而不能反弹，郁积于胸，深藏于心，总有爆炸的一天，何况朱元璋？积怨生恨，久恨成仇，就像酵母一样膨胀，便酿成对官员、对富户、对读书人的血海深仇。待他有了报复的机会，有了报复的手段，嗜杀，便是他那数十年积郁心结的一次释放、一种补偿。
所以，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直到死之将至，无法挽救。太医们精心会诊，尽力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大火，跑到后宫去，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砍这些太医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这位皇帝的嫉恨心结，发作起来，其残忍，其猜忌，其动辄杀人之不问情由，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对他无所不用其极的狠毒，斩草除根的决绝，也是无可奈何。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清代万斯同论朱元璋：“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按照近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他的这种近乎疯狂的嗜杀行径，基本上属于心理变态。从清代谈迁的《谈氏笔乘》中提到的：“太祖好微行，察政理，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盖疑象也。真幅藏之太庙。”看来，他的嫉恨心结，随着他登基以后，愈演愈烈，他的嗜杀之性，随着他为帝以后，变本加厉。
有人做过统计，历代王朝的开国之君，出身于流民者几达百分之五十。而像五代十国的那些短命君王，更等而下之，为兵痞、为无赖、为邪教、为盗贼，不堪口及。流民，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或已不依附土地，不再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这群人由于游手好闲，走乡串里，逞强不法，横行江湖，逐渐形成其冒险、暴力、亡命徒和痞子先锋的生存状态。而由流民到暴徒，只是一步之遥的距离。所以在历来的农民起义、造反、举事、铤而走险的乱世中，这群“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流民，便因其不畏生死，残忍凶恶，冲锋在先，敢打敢拼，脱颖而出而成为主力，成为骨干，成为核心，最终推翻旧政权，成为新皇帝，小和尚朱元璋就是这样南面而王的。
可是，流民文化、暴虐禀性、嫉恨心理，以及对于知识、文明的本能抵制，对于知识分子、文化精华的难以认同，这些旧日习气，是改不了的。据《孤树裒谈》云：“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帚扫去皮。有枭令，以钩钩脊悬。有称秆，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儆惩云。”此等酷刑，也就只有无恶不作的流民兼暴徒的朱皇帝才想得出来。
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据吴晗的《朱元璋传》，他打江山30年，坐江山30年，当上皇帝以后杀掉的人，要比他未当上皇帝前所杀掉的人，只多不少。光一个胡惟庸案，一个蓝玉案，株连人数之多，牵扯地域之广，前后共屠杀三四万人，真是骇人听闻的人口灭绝。“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这是当时诗人笔下对大案开杀之惨状的描写。那时，大臣早朝，临行前，全家人都出来与之挥泪送别，因为不知道晚间下了班，他回得了家，还是回不了家。
这个嗜杀的太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三百多个帝王中间也就只有他，是真正来自草根阶层的卑微人物。几千年来，农民起来造反者无数，失败者也无数，而他却是成功坐上龙椅的唯一。与他景况相类似者，还有一个，那就是汉高祖刘邦。近人钱穆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者，只有明太祖。”（钱穆《国史大纲》）不过，刘邦非绝对之平民，当过泗水亭长，介乎派出所长与街道委员会主任之间，官职不高，但吃公粮，领取九品或从九品的俸禄，用公帑支付工资，那就是官员。在中国，再小的官也是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权。亭长，管辖约方圆十里的范围，后来，他发达了，又回到他当亭长的老家，一张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底气，那声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一个升斗小民吼得出来的。
朱元璋好杀人，这一点，刘邦有点惭愧，但要论牛气、大气，朱元璋就差得多了。
在明人笔记中，关于朱元璋私访而大开杀戒的记载颇多，如无名氏的《翦胜野闻》中载：“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绕室而行，沉吟不已。时太傅外出，夫人震骇，恐有他虞，稽首再拜曰：‘得非妾夫徐达负罪于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如马生龙《凤凰台记事》中载：“元宵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好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