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很可能是中国最早一位搞“三自一包”进行“股份制”尝试的改革家。

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具有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具有对于外来事物的敢于接纳、能够宽容的不卑不亢的自信。这才是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的样子。

国强，信心强，国民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国民也就萎靡不振。一方面，视西方世界为洪水猛兽，闻夷色变，防之堵之，唯恐不及；一方面，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尾之随之，亦唯恐不及。这也是大清王朝终于走向末世的一个原因。

曹雪芹生于雍正，死于乾隆，但他写的《红楼梦》，故事背景的发生年代，应该是康熙盛世。这位皇帝多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其行宫，因此，这也是曹雪芹家族史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黄金岁月。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执政晚年，虽有点力不从心，吏治松弛，纲纪紊乱，但比之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最后昏庸糊涂，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还算差强人意。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仅以国土版图而言，与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来的江山之大，达到了中国的有史之最。虽然，中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忽必烈王朝曾经横跨欧亚，了不得地大，以至欧洲人大呼“黄祸来了”。其实，元大都的王朝，不过是与四大汗国以及吐蕃并列的一部，统属于大蒙古帝国。历史上的元朝，实际管辖的地区，仅为中国和蒙古。而康熙御宇以来，汉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湾，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库页岛，都纳入了他的版图之中。

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统治者就会表现出一种坦然的自信。

随便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明这位皇帝“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清人著作，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

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锡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徐珂《清稗类钞》）

想不到这种花，竟是康熙由外国引进的。可到了他后代的后代，就很不争气了。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舰，洋枪火炮，吓得魂不符体，六神无主。于是，狭隘畏缩，闭关自守，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清代末季的咸同道光，更是江河日下，国势衰颓，一个赛一个不成气候。恐外排外，惧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器度了。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师崇文门，也就是哈德门。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惨不忍睹的。

可他每天要上朝，因为他是老佛爷和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个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师傅，不能不恪尽厥职。于是，他让他的轿夫，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笑话。但他，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玄烨不是这样，他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历法测量，都下功夫钻研过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娘诊病，毫无防微杜渐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强大的国家，绝不忌惮洋货。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葫芦、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汉唐称外国人为“胡人”，与近代称外国人为“洋人”，是一回事。从西域来，故曰“胡”；从海上来，故称“洋”。很长时期内，人们习惯把“洋货”叫做“舶来品”，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七十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的传记。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得到。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文革”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质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咸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块。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更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人。尽管，他写到每桩事情、每件物品，都会让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无边无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国人灵魂中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自慰情结，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身上，不可能一丁点都没有的。虽然他在北京西山写《红楼梦》时，已经没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回忆到繁华岁月的往事，尤其笔墨落到洋货的点点滴滴时，仍旧捺不住要炫耀的。

虽然，按刘姥姥的话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但是，“内囊儿已经尽上来了”的“钟鸣鼎食”之家，没落衰败的颓象，无论怎样的生花妙笔，也遮掩不住。可作者喝着薄粥，啃着咸菜，还在那儿大写特写莲叶羹、鸽子蛋、烤鹿肉、拌茄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经穷得“饔食有时不继”，还惮精竭虑地、事无巨细地记录下那奢华年月里，从服饰、器玩，到食品、药品诸多方面的洋货，也许，这是文学大师深刻揭示封建贵族由盛而衰的真实过程所必须，可也让我们窥察到曹雪芹，对于他家族显赫的昨天，那多少有点病态的留恋，近乎癖嗜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