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被脂评搅昏了头而走火入魔的红学家，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他们一个个都呈哑然失语状态。
毛泽东读《红楼梦》，从政治着眼，很看重第四回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护官符”。其实，曹雪芹这部不朽史诗，所以被视为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时期的百科全书，即使在经济学上，也有其他作家所不具有的慧眼，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
中国的史书中，都设有《食货志》这一章，《红楼梦》虽不是史，但具有史的认识价值，诸如两府的田庄地租，朝廷的俸禄赏赐，四大家族的资金互通，主子的例银和奴才的月份钱，送往迎来，应酬交际的开销，四时八节，婚丧嫁娶的用度，以及数百十口的大家庭日常支出，乃至元春省亲的靡费，大观园营建的开支，薛姨妈的皇商经营，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等等，在大师的笔下，都有精彩的难能可贵的表述。
文人，通常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或假清高状，来掩饰自己的肤浅。但是，大师就是大师，目光如炬，没有他思想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读《红楼梦》，有一细节，常常一笔带过，其实，细细考究，也有其堪玩味处。晴雯病了，找来一位大夫，因不是家庭医生，可以打趸付钱，因此，必须马上给出诊费。恰巧怡红院里管行政的袭人不在家，幸好，宝玉知道素日里她把银子放在哪里。于是，麝月按他所指，在小柜子的抽屉里，找到一个小笸箩，内有几块银子和一把戥子。她拿起一块银子放在戥子里，问宝玉：
“那是一两的星儿？”
“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宝玉很奇怪她认为自己应该识戥子，这一主一仆，看来毫无钱的数量概念，自然不会知道“两”是多少。
宝玉说：“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作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拣了一块掂了一掂：“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在门口等着的老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再拣一块小些的罢。”麝月把柜门一关，不耐烦地说：“谁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罢！”
怡红院里，麝月等丫鬟使女的月钱，估计是从凤姐那儿领的。站在门口的那位老妈子和其他奴仆，可能是从赖大家那儿拿工资了。怡红院的物业管理方面的费用，自然是贾琏那儿统一作预算。宝玉身边的如茗烟以及李贵等人的薪水，我想，是外头书房里发出的。然而还得另给一笔钱，放在柜中的小笸箩里，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像这种名正言顺的各房小金库，加在一起，为数相当可观。每一个小单元尚且如此靡费，那么，荣宁两府的支出，总计起来，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清代的“两”，约相当于公制的37.3克，国际市场每盎司白银价格为七美元或八美元的样子，若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两非货币意义的白银价格大约不超过百元。这位胡庸医的一次出诊费将近二百元，要价也算不菲。不过，晴雯是在怡红院生病，请得起医生；后来，撵回家，那个色情狂嫂子只好看着她死，连片阿斯匹林也买不起的。看起来，无论哪个年代，病都是生不起的。读《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人，看到这里，至多留下这些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千金小姐，不知柴米油盐、生计艰难的印象，但不大想到这也是了解作家曹雪芹的一条线索。
《红楼梦》自出版发行以来，年轻人读它，多关注于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的三角恋爱，以及大观园里那些小姐们的情感世界，以及结社吟诗、夜宴行令等等活动。成年人读它，则多侧重贵族世家的钩心斗角，封建社会的内讧外乱，官宦生涯的浮沉跌落，人世沧桑的悲欢离合。到了文学家那里，更是对曹雪芹将小说写到如此极致境界的崇拜，乃至五体投地。而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眼中，对不起，《红楼梦》就成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块的目标物了。但此书出现，随后又形成一门鼎盛的红学，数百年来，对于两府经济状态的研究，也就是这几百口子的花销费用，太过于形而下的缘故，很少见到那些红学大师们，涉足这个领域，都如晋代的王夷甫那样清高，绝不谈钱，只言阿堵，老是想弄出惊人的东西，却缺乏踏踏实实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似乎应该有些专家，将《红楼梦》中的社会消费，财经活动，收入和支出状况，包括田庄地租，俸禄赏赐，薛姨妈的皇商经营，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省亲耗费与营建大观园工程的开支，两府的日常财务管理与经济有关的一切，像寻求曹氏族谱、白旗历史、李煦档案、江宁织署等有关资料那样充分完备，恐怕对于红学的研究，对于读者更深入理解《红楼梦》，一定会很有好处的。
古往今来的红学家的广泛开掘，使我们领教了“功夫在书外”的阅读或治学方式，可以说是“善莫大焉”。因为变换了一种视角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获得文本以外的审美满足，这种愉悦也是蛮可贵的。但有些红学家，从书内走出书外后，缺乏节制，不谙文学创作之规律，望文生义，测字求谜，虚拟假设，胡编乱侃，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变成脱缰之马，不系之舟，断线的风筝，没头的苍蝇，而陷入害人误己的人间鬼蜮。看时下那一个个走火入魔、各霸一方的姿态，真是不大敢恭维呢！
这些红学家，或寻章摘句，或剔微钩沉，或钻进故纸，或枯思冥索，都期盼挖出一个金元宝来。但天下哪里还有这等好事呢？拢共这一亩二分地，该挖的，别人早已挖地三尺，寸草不留，哪还劳驾你去瞎费工夫呢？有一位学界名人说过，自胡适之先生发现脂评本后，再出现有关《红楼梦》的任何东西，都不足凭信。因我记不住原话，只是大意，就姑隐这位名人的姓氏，但他的见解，甚有见地。如果说夏商周，别看时代久远，但若是从地底下挖到一具青铜器，那铭文或许能佐证一个什么论点。但康雍乾距今，虽只有数百年，不算遥远，但那时一位不知名的败落户文人散佚的残篇断简，能在什么地方保存至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什么事情都宜适可而止，一旦虚火上升，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势必牵强附会，左道旁门，歪曲事实，胡说八道，那肯定会弄出一些贻笑大方的名堂。
这些年来，名堂还真是不少，一幕幕红学闹剧，令人眼花缭乱：有的穷极生疯，弄虚作假，瞒天欺海，不时闹出些新鲜花样，耸人听闻，结果不过子虚乌有。有的于《红楼梦》的版本，或脂砚斋的评注里，看出什么背后文章，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狗尾续貂，余波不已，但无一不是在糟蹋圣人的同时，使自己出名。有的附会八卦太极，阴阳风水、一个个都通灵似的得曹雪芹真传，写出连索隐派都叹为观止的《红楼梦》，让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有的从尘封的曹寅、李煦的档案里，寻寻觅觅，恨不能在上一世纪的灰尘中，找出几根毛发，借此证明乃曹公雪芹的DNA。别看洋洋洒洒，连篇累牍，但风马牛不相及，基本上属于无效劳动。有的更做王二麻子状，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但大旗独树，而从者无人。有的罔顾最基本的常识，言者渺渺，应者寥寥，纯系自说自话、自卖自夸的卖瓜老王者流。这就是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所说的：“这余荫，就使有一些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既在泥塘里挣扎，离《红楼梦》文本已十万八千里了。
读红者固众，因为它是一部小说。而食红者更众，则由于它是一个饭碗。一部《红楼梦》，不知养活多少吃白食者。如果曹雪芹先生穿过时光隧道，回到现在的北京城，向每个吃他的人，收取十块钱入场券的话，他马上就是大款，买一辆奥迪代步，开回西郊黄叶村，不成丝毫问题。但我读了那么多研究红学的著作，恐怕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凡曹姓宗祠里，任何一个牌位都研究到了，不可谓不细。但对于金陵那条街上，比邻而居的荣宁两府里，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哥儿、小姐丫鬟、奴仆差役，是怎么活的？是靠什么活的？依然是个空白，不可谓不是一种疏漏。也许有过这方面的专著，由于自己孤陋寡闻，而无缘一面。但可以肯定，上面提到的红学家，忙着出风头还来不及，是不屑于，也不可能坐定屁股下这番功夫的。
我们知道，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传统，与浪漫主义的不食人间烟火，飘飘欲仙的状态迥异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笔下，绝不怕将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面揭示给读者的。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哪怕读者倒胃口，也要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让那些在象牙之塔里，穿燕尾服，戴白手套，提倡高雅文学的人士，看了直皱眉头；让那些专心致志写性欲、写做爱、写手淫、写女人身体这个部位那个部位的从事裤裆文学的人士，完全败了兴致。
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一点也不觉得铜臭气地，把他当上国家干部后，逐年提高的工资，很具体地写进诗里面的。
据《容斋随笔·白公说俸禄》：“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
一直到他贬为江州司马，到后来又做太子太傅，到退休回到洛阳，都有详尽记载。
把自己的工资写进诗里，可能使唯美派、纯情派、风花雪月派、裤裆文学派觉得大煞风景、大为败兴的，我不知道此前此后的诗人，有没有人再尝试过，但从他记录下的升职加官涨多少钱，犯了错误跌多少钱，以及达到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水平，也略可了解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了。
曹雪芹未能如白乐天写得如许细致翔实，他在写作《红楼梦》时，已经一贫如洗，家无长物。但他无论如何是世家出身，和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差不多，自小过着公子哥儿衣食不愁的生活，如今虽然没落了，但仍是个不知世务、不理经济、不懂钱财、不会过日子的文人。而白居易老先生，就不同了，他始终是个非常精明、非常精细的人，甚至到了快要辞世的年纪，眼看自己行“将下世”，还写了《达哉乐天行》的遗嘱诗，曰：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想得多么周到，先卖什么，后卖什么，都能作出妥善安排。相比之下，曹雪芹对锱铢必较方面，不很在行。他写的贾宝玉对麝月讲的话：“你问我，倒有趣！”其实，也是他自己不识戥子的写照。也许，写作，是天分，理财，也是天分，除极高明的如白老爷子这样，诗写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首因以答祝》）的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地步，而对于财务管理方面，也是那样清晰准确。曹雪芹恐怕只有文学上的极高才分，但理财就鸦鸦乌了。看他“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经济状况，糟得大概不能再糟了。
曹雪芹曾经富过，但他那时年幼，有富过的印象，并无富过的体验。这点很重要，你没有大把大把地花过钱，你不算真正有过钱。他的先辈是从真金白银堆里滚过来的，而他自从懂事以后，家境日蹙，财神爷早调过脸去，只有穷神一直守候着他，连打壶酒还得赊欠，可以想象他的囊中羞涩。所以，他的数字概念比较模糊，是应该予以理解的。一个月收入三千元人民币者，一块钱是钱；一个月收入三万元人民币者，花一块钱等于前者花一分钱。而一个月收入三十万元人民币者，一块钱在他眼里，基本上就不算钱了。曹雪芹的尴尬就在于他写作这部小说时，在精神领域里，他属于收入三十万元那一拨的；可在物质世界里，他连收入三千元的那一拨也算不上。因此，在《红楼梦》一书中，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
穷人乍富，拿钱当命；富人乍穷，也拿钱当命。曹雪芹自打知道钱之重要性之后，就不曾有过钱。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他在书中所写的钱，只能采取大概其的匡算法。
所以，写作和理财，这两个天分，一虚一实，难免有互相抵触之嫌。至于当代作家，看来理财的天分有长，一个个过得都挺滋润；而文学的天分，不免有短，这样也就别过高期望会有《红楼梦》这类杰作产生。
在《红楼梦》一书中，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秦可卿死了，贾珍要给她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恰巧薛蟠的木店里有一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