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夷人至海淀，即招集畿辅亡赖，纵之大掠，遂至挂甲屯诸处。园闭，夷以巨炮击坏之而入，尽取其金宝以去。”（同前）

“夷人二百余名，并土匪不计其数，同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行抢走。”（九月初三日守园官奏折）

“八月二十四日，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门窗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弃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旁。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旁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鲍源深《补竹轩文集》）

“二十七日，闻圆明园被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金物，至挽车以运，上方珍秘，散无孑遗。”（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嗣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聚众抢掠。”（《夷务始末》）

“谕，现在洋人已退至黑寺，自圆明园一带，以至黑龙潭、太子府、沙河、清河等处地方，土匪仍复肆扰。”（《清实录》）

外国人烧了抢了以后，中国人也跟着又烧又抢，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北京建城以来，从来没有遭过这么可怕的劫难。

“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庚子记事》）

“火宣武门内教堂，又连烧他处教堂及教民宅无算，京师大震。”（《庚子传信录》）

“拳匪即扑交民巷，至晚，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熄。”（《西巡回銮始末记》）

“忽见东北方又有烟焰上腾，彼拳匪今已至弃置之洋房。此等洋房，乃属于税关、教会及洋人者，彼等见无人拦阻，遂纵火抢劫，延烧甚广，火头共有十多处之多。其光灼天，逐渐烧成一片，约有半里之长，势愈凶猛。”（《庚子使馆被围记》）

“二十日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二十一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又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庚子拳变记日要录》）——

……

人类历史，是一个由野蛮向文明逐渐过渡的过程。这其间，火的使用起到很大作用。但是，火给人类带来福祉、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带来灾难，带来不幸。虽然野蛮渐渐少下去，文明渐渐多起来，是个总趋势，但也保不齐，野蛮又猖獗起来，实行灭绝文明的大倒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短暂的或相当长时期的野蛮占主导地位的回潮，也是屡见不鲜的。

所有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恶煞，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耍起野蛮来，也学这一条，当火神爷。一个“烧”字，统统化为灰烬。项羽一看刘邦占了上风，就本着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的同归于尽的野蛮心理，一把火把阿房宫烧了个精光。由此开始，汉末的董卓，毁灭洛阳，用火；六朝的侯景，焦土建康，用火；唐末的黄巢，想在地图上抹掉长安这座城市时，也是用火。

秦始皇焚书，当然也用火，至少他还有一份理智，医学农林的书他还是不烧的。项羽把阿房宫烧得瓦砾不存，但长安都城无恙。而到了董卓、侯景、黄巢之辈，同样是放火，文化层次愈低，野蛮本性愈甚者，也烧得愈无选择，悉皆付之一炬。再想想十年浩劫期间，那些勇敢的其实更是无知的“革命”者，以除“四旧”的名义，所抄没的，所毁坏的，所烧掉的，所糟蹋的一切，其实与火神烧了自己的庙一样，这种时代逆流，便成为历史上的肮脏记忆。

这大概是普罗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绝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当他们二位看到自己盗来或取来的火，竟还有这样可怕的功能，说不定也会生出一丝悔意吧？

说到底，人类自身的邪恶之火，是更要加以防范啊！